本书讨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演生，结合文吏和学士的分合来观察政治思想上与之相关的那些分歧。目的在于，通过士大夫政治的演生，揭示一种独特政治文化模式的演生过程和结构设计。
作者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将官僚科层组织的理性行政因素、官僚帝国政体之下的特权分配和权力斗争因素以及一个源远流长的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因素这三者，设定为支配察举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本书的研讨对象虽然不同，但切入问题的角度依然与之密切相关。
“士大夫1.0版”：春秋及之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士大夫是由作为氏族正式成员加入军事联盟的各级各类氏族首领发展出来的王权下的官员身份。氏族纽带作为最古老、最具原生性质的因子，在政治领域中保留了深厚的影响。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作为功能分化因素也混溶于封建士大夫这一体制中。封建士大夫拥有政治权力、文化教育，同时又因亲缘网络而结为一体。维系这一体制稳定的工具是“礼治”。这种“礼治”秩序，赋予了士大夫“君子”的特殊地位。他们胸怀文化知识，掌握了道统，道统生师道，因“贤贤”之义而强化其居位的正当性；他们手握政治权力，掌握了政统，政统生吏道，维系着阶级制度之“尊尊”等差；他们身处氏族网络，掌握了亲统，亲统生父道，维系着各类社会成员之“亲亲”纽带。
春秋战国，政统、亲统、道统日益分化，儒家力崇师道和父道，法家专崇吏道，归结到理想的治国角色上，就是前者推崇“不器”的“君子”，后者专倚“行法”的“文吏”。
学士群体和文吏群体的形成与分立也标志着“师道”“吏道”对于亲缘组织和封建宗法关系的进一步分离。但冷化了“父道”依然保持了重大的影响和支配。
战国时期的大规模变法运动，可以视为一个专职官僚制化的社会转型。法家创立了已军功为主的阶层流动标准，使“士大夫1.0版”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丧失了意义。军功的提倡促成了社会的军事化，而一定条件下的高度军事化，又常意味着集权官僚制化。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在集权制、科层制、分工制、非人格性以及对效能和纪律的极致追求上，二者所遵循的原则经常是内在贯通的。
文吏取代贵族成为了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经专门培训而具备了基本行政技能，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并严格地遵循法律规章和充分地利用文书薄计进行工作。
法家的法，可理解为“官僚制的功利理性主义”，大致意为“用法来统治”。君主拥有“势”，即由世袭而来，由法制保障并由官僚行政来实现的最高权势；君主运用“术”，即操作官僚机器督责吏民守法行动的政治权术。由此，专制君主与官僚法治结为一体。
发挥到极致的就是秦政，其特点就是吏道独尊、君道独尊。在较不分化的社会里，天子自由行使个人权力意志的范围相当有限，并且更多地受制于传统。但是对于一个更为分化的政治体系中，官僚制式的控制可以直达社会基层，并使巨大人力物力的调动及其滥用成为可能。作为一个工具，（官僚机器）忠实地执行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为之确定的政治方针。这一体制固有的弊端，加之由统一海内的巨大功业而带来的蓬勃进取精神，及其与统治者的权势欲、奢侈欲的结合，便使官僚机器的运转达到了其所可能的最大极限，并最终因耗尽民力，丧尽民心而土崩瓦解。对于继起的汉代统治者，时局既迫使他们去承继那个体制，但同时也迫使其把这个官僚机器的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所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从而缓和对社会的压力，使那个为此体制提供资源且已疲惫不堪的社会获得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
崇尚“无为”，推重“长者”的黄老政治，为汉初的休养生息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帝国扩张政策重新抬头之时，它就在政治上走向了没落，并且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只成了一个短暂的插曲。此后，当人们讨论帝国政治时，或说儒家是其正统意识形态，或说它实质上是“儒表法里”。东汉王充的《论衡》，对儒生和文吏之异同优劣辨析颇为清晰：前者之功在于“轨德立化”，后者所务则是“优事理乱”。
社会分化，必然要求新条件下的新的社会整合。而“秦政”的文吏政治，兴盛一时又二世而亡。说明片面发达、片面分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足以整合整个社会。学士群体所促成的士大夫政治，则是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同时又适应了帝国时代新的政治发展。
西周春秋宗法封建时代，士大夫是贵族官员阶级。学士和文吏在经历了分立和对立阶段之后，二者在汉代融合为一个“一身二任”新的士大夫2.0版。只有名是从周代的“士”与“大夫”承袭演化而来。
“礼治”
“乡俗”是构成“礼”的古老渊源。《管子·宙合》中指出“乡有俗，国有法”，慎子也说：“礼从俗，政从上”。“礼”，是在分化程度方面处于“俗”“法”之间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礼治”的精义，在于政统与君道、亲统与父道、道统与师道的三位一体，“尊尊”“亲亲”和“贤贤”的相异相维。“君、父、师”三者最终统一于“守礼”的“君子”角色之中。
费孝通把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视为“乡土社会”，并进而指出其中的“长老统治”特征：这种支配形态既不是基于同意，也不是基于强暴，既非民主，又异于专制，是一种“教化权力”，称为“礼治”。可见，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推行，而礼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的是传统，是教化。
“语言”
书中用两到三节的篇章，论述了“士”“文”“质”等的字形、字意的初型与内涵的演变。如“朴”就有以下论述：《老子》曰“朴散则为器”，王弼注：“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朴”被理解为不分化的状态。结合“质朴”“朴实”“朴素”就能体会到中华文明果然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就如同基因一样，存在并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而我们却浑然不觉。
思维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应过程。“借助于语言”可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正如查理·芒格所言“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我们使用工具的过程是否也是工具塑造我们的思维的过程。那么，究竟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文字工具还是文字工具在控制我们？
有人在翻译黑格尔的著作时就发现，文章从句套从句，翻了三篇还没有出现一个句号。可能略有夸张，但德语语法是出了名的复杂，正是这种复杂决定了语言的严谨性进而塑造了民族的严谨性。
语言的力量不容小觑。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面语可以通过国家力量确定为拉丁文，可口语没法统一。结果某一地区的精英，利用本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阅读印刷着同一种语言的报纸的人们才能拥有共同的想象，进而有了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马丁路德用一种方言翻译了圣经，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德国这个国家的轮廓也就渐渐清晰起来，还有莎士比亚“创造”英语、普希金“创造”俄语。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鲜明的例子。中国很多大公司一旦新人入职就要起一个英文名字，或者是像阿里一样每人起一个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花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增强对公司的认同感，名字是最深的自我认同，名字改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就发生了切换。二是直接称呼英文名或花名，可以营造出平等自由的沟通氛围，互联网公司最需要的吧。
语言最可怕的表现，可能就在《1984》里，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设计了一种“新语”。其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的合适的手段，更是为了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比如“free”（自由）一词，仍然保留却只能用于像“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而不能用于“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将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就缩小了思想的范围，想进行政治哲学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不是人去说语言，而是语言借着人在言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一个标签。他不仅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内容，同时也在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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