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似乎只有被当作某种有缺陷的或者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当作某种不公正的从而应该为之正名的东西时,生存才具有意义。为了对生存进行诠释,需要一个上帝的存在;为了给生命正名需要拯救生命,而拯救生命又需要非难生命。生存的评价总是脱不开内疚的陈词滥调。这便是危及整个哲学的基督教启示。黑格尔从苦恼意识( consciencemalheureuse)的角度来解释生存,但苦恼意识不过是内疚意识( mauvaise conscience.)的黑格尔版。虽然叔本华使生存与公正的问题获得了空前的反响,但他却是在苦难中发现了否定生命的方式,并在否定生命中找到了为生命正名的惟一途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人当中第一位公认的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这便是他敌视黑格尔的根源。在他看来,生存的非神性是显而易见、毋庸辩驳之事…当我们拒斥基督教的阐释,把它给予的意义’当作伪劣的腰品加以声讨时,叔本华的问题便令人悚惧地陡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生存究竟有无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得到完美深刻的解答。而叔本华本人作出的回答,请原谅我这么说,是稍嫌草率和幼稚的,是不得已的折衷,它依然未能摆脱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观的窠臼,在这些道德观中人们同时抛弃了自己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仰”(《快乐的科学》,第357节)。那么什么才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方式,才称得上是真正悲剧性的理解方式?依据这种理解,生存会为一切它所肯定的东西正名,甚至包括苦难,而不会由苦难替它正名,换句话说,不会因苦难被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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