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天，孟宇来学校找我，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我提议我们一起做一份问卷，看看我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是否一致。一看问卷，“都是中文”,孟宇一边说一边露出了艰难时事的表情。没错，即使对中文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和天赋，看到满屏的中文作为德国人的他还是觉得有些痛苦。
“我的先生很不幸是个外国人”，三毛在《撒哈拉沙漠》的第一篇中如是说，想来她写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觉得无奈又好笑的。
还记得第一次送他圣诞礼物的时候，我工整的写了3页中文，写下我对他的感受和满纸情义。孟宇当时刚学中文一年，为了知道我写了什么，一个字一个字地去看，边查字典边去理解我的意思。一想到那么努力的他，我如何不想好好学我的德语。
我常常在想，当年凭着一腔英勇和家人的支持来到德国，待了这么久之后究竟学到了什么。而在遇到孟宇之后，我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改变。
如果时间的轨迹不是这般发展，或许，我不会想到，原来这次疫情，会对与中国遥远千里之外的一个简单的德国家庭产生影响。
2019年9月，孟宇和我一起回了中国。我们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因为学业在德国而回了柏林，他则在杭州继续交换，交换时间为一年，同来交换的他的同学一共九人。在去之前，我们就商量好，等中国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回柏林和我一起过年，而他的同学，打算都留在中国去各地旅游。
12月初的时候，孟宇知道了考试时间，兴冲冲的告诉我，他可以提前一周回来。那时候，新肺炎的消息并没有很大的关注度，人们只知道，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出现了群体性的类似中毒的症状。没有人知道，这种一开始只在小范围爆发的不知名病症，竟会在一两个月后造成超过2000多人的死亡和几座城市的 封闭。
紧张的考试和作业过后，他在1月12日从杭州转北京经海航直飞柏林，一路劳累，但是我们顺利汇合。这几天，湖北省召开两会，疫情还停留在未发现人传人的检测结果。不久之后，疫情的事态慢慢变得严峻起来。1月23日，他回来的10天以后，武汉开始封城。30万人在封城之前离开武汉，更多的人则留在了那里，包括我其他同学的父母，此时离中国的除夕夜不到2天，这一年的开始注定不平凡。
从春节到2月这一个月的时间，这场被称为“Coronavirus”的肺炎，成为继03年非典之后最令人难忘的传染病记忆。网络、电视、广播，每天轮流播放着最新的病例信息，死亡和确诊病例每天都在增长，最为严重的当属成为孤城的武汉。而那些数字下面，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本可以跳动在这世间的心跳。政府在管控，医院忙着救治，有人浑水摸鱼，而更多的人则显示出他们的良心和责任。
德国的媒体也都大幅报导着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灾难，最引人注意的是，明镜报 (Der Spiege) 的一位撰稿者写的一篇带有辱华性质的文章，激起了留学生群体的愤怒。留学在外，家国仍放在众人的心。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的一点归属感，所以，作为德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我们也同样关切德国的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话说回来，这毕竟仍是在写一个简单德国家庭内部的故事。
孟宇原计划只在柏林待一个月，因为学校项目的原因，到2月中旬学校开学的时候，他就要回到中国。然而，当疫情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回中国的行程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孟宇的同学，去云南和成都旅游的室友，遭遇了旅游景区的封锁，整个中国，都因为这次疫情而采取行动。学校也再三下发通知，连进出校园也必须有重重申请和上报。2月初，那一批去年9月来中国的同学，在意料之外全部回了柏林，并被要求自行在家隔离2周。
当我和孟宇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我们经常谈到这次的疫情。每每谈及，他们都会关心我的家人现在在中国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我说到了一些留学生在国外被歧视为“亚洲”病毒的事情时，他们会担心我有没有受到同样的对待。
当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在中国一天天增长的时候，当医生李文亮得了肺炎不幸离世的时候，他们也会沉默，也会感到痛心。
除此之外，他们也会批评德国的一些极右主义者，那些扬言要驱逐所有非日耳曼民族的人。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他们对于社会性的话题有着很强烈的关切意识，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会为右派的行为感到愤怒，也会对社会的一些现状进行批判。
不仅是他们，我在这里的其他朋友也很关切我远在中国的家人，会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感到十分的惋惜。他们让我了解到，真实的德国民众，大多数的德国人，还是以一种开放的友好的态度对待从不同国家而来的各个民族，人与人并没有太多的种族，国家的界限。
除此之外，他们也让我明白，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我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认知，去寻求事情的真相，在危难中互相支持，共克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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