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

现代思想的起点，可以说，现代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蕴藏于这个起点之中。

这个起点叫做“古今之变”，也就是从古代到现代发生的转变。古今之变的本质，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这不是说古代比现代更好。就好像人会生病是自然的，开刀做手术是不自然的，但这种“不自然”能够救命，对我们大有好处。我想和你分享三个故事，从这三个故事中来理解古今之变这件事。

书亦泽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

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得先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

但过去可不是这样。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么一条裁决，说如果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了，就可以开始找新的爱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情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书亦泽

恩格斯也说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阶层相同。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再比如，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说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了呢？

这并不是坏事。“我愿意”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书亦泽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care”，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选择”就成了一个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就变得脆弱、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边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边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些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书亦泽

“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呢？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我把它简化了一下。

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

我们基本都会认为，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

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

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听不好听有什么关系？

书亦泽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

这种“正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来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听信这么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么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么“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我们得到了自由。

书亦泽

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也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了混乱和茫然之中。

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书亦泽

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故事，它说的是新秩序。

现在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如果刚好碰上春运，这个外星人肯定要犯糊涂了。

十几亿人跑几千公里，调动那么多社会资源，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专门为了去和人吃饭聊天打麻将放鞭炮，这些事平时不能做吗？外星人很可笑，他不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的。

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才造就了这种新传统。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极不自然的，也是违背传统的。

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把大量劳动力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

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

书亦泽

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

变化背后的思想动力

个人主观价值的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自有它本身的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

书亦泽

历史上的古今之变是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演化中逐渐发生的，包括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

古今之变这件大事，背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思想层面的发动机，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行，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么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呢？这是一个难题。

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么这些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第二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