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01：分流

《孟子·告子上》01：分流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大势，当然，也包括学术本身。

孔子作为春秋前文明的集大成者，如同横亘在中华文明之流上的一个大坝。《诗经》《春秋》《易经》《礼记》《尚书》经由他的删减整理，流传至今。孔子以下，儒学衰微，支流奔腾，诸子百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这个“百花齐放”在孟子看来则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没有看到的是后来的李悝、吴起等法家著名人物都出自河西子夏，而子夏恰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

孔子一生，反复强调“述而不作”——只转述前人的经验，不标新立异。即便如此，到了晚年，他还是恨不得闭上自己的嘴巴。老人家曾经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同样一句话，被不同的人看到，便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在这个理解上不断生发，最后便会背离其本意。客观来讲，诸子百家是同一片土地上生长出的不同学术支流。而这些支流有一个共同的本源。

孟子与告子之争，实际上就是分流之争。两人所各自坚持的学术之流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仁义。孟子作为孔子的忠实信徒，最看不惯的便是自以为是的创新。告子讲仁义，心血来潮把仁义比杯盘一类的器皿。他认为人的天性就像杞柳木，而仁义则像被盘一类的器皿一般。正像杞柳木可以做成杯盘一样，人的天性经过加工也能显现出仁义来。

单纯从理解的角度讲，告子讲得也没有本质上错误。但向上追溯的话，王圣先贤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告子的这番话，也是从自己的角度，谈自己对于天性与仁义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作为个人理解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样的理解如果作为学术广泛传播，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孟子之所以批驳告子的说法，也恰是因为他预见了告子说法的影响力。用孟子的话讲：“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导引天下人误解、污蔑仁义的，一定是你这种话。

沿着告子的话讲，杞柳木既可以做成杯盘，当然也可以做成别的器具，用作别的用途。展开类比的话，天性在适当的引导下可以趋向仁义，也可以被导引到非仁义的境地。如此一来，仁义不是个体省察的结果，而是外在环境塑造的结果。

在孔子的观念世界里，“里仁为美”——仁义是自己的事情，是要自己去寻求的。沿着孔子的方向，是教人唤醒自己去寻求仁义。告子的“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有意无意地将仁义变成了外在环境的结果，淡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立言”这种事儿，实在该慎之又慎。如果不是前人讲过的话，如果没有经过自己反复的实践验证，最好不要搞什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