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心还残留着他的余温，但我的父亲没了》

爸爸的情况很不好。

哥哥，你可能要赶紧往家里赶。

连续两天，我的妹夫海涛给我电话，报告父亲越来越糟糕的消息。他是故乡县医院的医生。自从父亲回了老家，日常的照顾都亏得有他两口子。

一周前，海涛发现父亲有发烧迹象，血氧饱和度下降，连夜就把老人家弄进了医院重症室。不得不说，在这个所有医院都人满为患的年代，有个做医生的亲人，真的感觉比啥都好。

一开始，父亲的状况似乎有所好转，血氧饱和度上到了93，且能吃点东西。

然后情况忽然就变糟了。上了高浓度吸氧。不行。再上了呼吸机。还是不行。

呼吸机是无创的，我们都不同意插管，白白让人受苦而已。

我知道，他连续给我电话，是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有些决定需要我来做，有些字需要我来签。

你觉得老爸的状况目前怎么样？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血压和血氧饱和度都掉下来了。呼吸每分钟40多下，正常人10多下。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我终于看到了老爸。

呼吸机推动着他的胸部不正常地起伏，被氧气罩覆盖的脸有一种奇怪的光泽，有些浮肿、变形。

肺已经失去功能。海涛在旁边说。

我握着他的手，没有一点反应。

现在，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是否撤下呼吸机，是否放弃进一步的抢救。

我第一次知道，要签那么多字。

也是第一次知道，还要把其中内容抄写一遍：家属自愿放弃呼吸机…肾上腺激素…以及进一步的有效的抢救措施。

有效的措施不能放弃，我对医生说。

那你把有效两个字划掉吧。

呼吸机撤去了。

我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是对是错。

我只是不想老人家受苦。

我站在床边，紧紧地握着老人家的手。心里默默地观想，念诵。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送别自己的亲人。

我看着这个瘦削的老人，张大了嘴最后呼吸着这个世界的空气。一次。一次。又一次。

就像是一条被扔在旱地的鱼。

我的手心里一直感受着他的体温。我心里有刀绞般的疼。

我的父亲，生于1937年。

那是一个江河崩坏的年代，死亡在大地上成为一种必然，而活下来只是偶然和运气。

我的父亲，就靠着这种运气，躲过了后来种种运动和波折。但是岁月也在他生命里，也留下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伤痕。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他与母亲的婚姻就是这种伤痕之一。

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文革武斗，他不会回故乡，那么就不会与母亲相识，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家人，不会有后来二老的相爱相杀。

他的另一个伤痕，是对文字和写作有着高度的恐惧。

我做记者之后，他表现得极其紧张。他说，这是个会死人的行当。

我曾经一度嘲笑他的迂腐和过度。

这个依靠着本能和技艺，在命运中躲闪了一生的老人，这一次终于无法躲过。

2022年12月31日下午2时10分，父亲呼出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口气。

做了一辈子医生的父亲，也许对于生命终结于病床早有预料。

但是，不知道他是否有想到过，会在命终之年，重新遭遇各种纷乱和张皇：猝不及防的病毒、挤满房间与走廊的病床、疲惫不堪好像刚刚经过一场败仗的医务人员、此起彼伏的死亡，和永远不够的药物。

现在，站在生命的尽头，他是不是会发现，他用了一生的气力来躲避那些时代的灰尘和命运的锋刃，就像是一场笑话。

生于崩坏，终于混乱。他的一生就是一场轮回。

我注定得不到答案。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跨年。有的希望纪念，有的希望忘却，有的在祈祷，有的在祝福。

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的手心还残留着他的余温，但我的父亲没了。

人就是这样一茬一茬的。我对女儿说。

我很想给她说透其中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