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日期

自古逢秋悲寂寥，若是没有秋天的渲染，也许一切情绪就不用被莫名放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脑海里有了“截止日期”这四个字，它就像是一个符咒，形影不离，我走到哪里，它追随到哪里。

备忘录里的事项只增不减，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被添加进去，不管完成与否，它们都静悄悄地躺在列表里，需要它们的时候便会自动站出来，提醒你：截止日期要到了。

手机里的闹钟从6:35开始排序，直到晚上17:40，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就有一个闹钟在等待被设定，一旦被选中便恪尽职守，分毫不差地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吓你一个激灵，提醒你：截止时间要到了。

细细想来，好像每天的行动，无时不刻都在被截止日期所胁迫着。从早晨七点半起床，到七点五十吃早饭，再到八点半上课，十二点下课……每一步都是被时间精打细算而来的，若是出了一点差池，你只会被告知：“逾期不候”。

签到时间逾期不候，请假申请逾期不候，用餐时间逾期不候，考试时间逾期不候……好像凡事都有一个截止日期，到点了，就不营业了。因此我们总要马不停蹄地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才能舒得一口缓气，可就在喘气之余，deadline又敲响了。余生都在为一个截止日期而奔波，殊不知生命的截止日期，也近在眼前了。

如果没有截止日期，很难想象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从没停下追赶截止日期的脚步去大胆想象，一个随心所欲的时间掌控者的生活会是怎样。也许会为人身的一种自由被解放而感到浴火重生，也许会为银行卡余额而再次愁眉不展。

想到这里，我想起了曾经中学课堂上一位老师给我们读过的一篇文章，那时候，一个“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的愿望就已经在我的脑中诞生了，直到现在，每当遇到什么事，我总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声：“什么时候才能不被截止日期所胁迫啊”！

人生苦短，切莫被截止日期所胁迫。

在此附上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文章：《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保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办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住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了，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少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向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的世界里，也不得门，只得追忆冥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子。岳母也已过了80岁，5年前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心底默默地怀念着她们。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只是兼职，但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形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情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的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作家极少是专业的，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工作，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从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学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守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俩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