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木梭

文：柯 焱 煊

享有期颐遐龄的母亲逝世三周年了。我至今仍不忍清理她的遗物： 织布用的梭子、做女红用的针线、穿了孔的顶针、小锤子、小刮子乃至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发夹、阅过的书籍……清理到她的一根头发丝，我都要大哭一场，随即供奉起来。眼前这把木梭，更是我的至宝。

这是一把用檀木做成的梭子，尖尖的两端用铁皮妥贴地包着，使这坚韧的檀木变得更坚韧无比。梭子已成褐红色，接触棉纱的部位早已被磨出两寸见方的洞孔。这颜色、这洞孔是在那细软轻柔的棉纱上磨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漫长的岁月里，经母亲的手已经磨穿过好几把这样的用铁皮包着两端的檀木梭子，我由此相信“铁杵磨成针”决非神话。

母亲童年逢乱世，没读几年书就被迫缀学。十岁时开始学织布，小小年纪就跟着外婆编织，以补贴家用。1928年的冬天出奇寒冷——赣西北的幕阜山下整整40天冰天雪地。那年母亲12岁。那么一个严冬，她整天坐在织布机上织布。许多裹着棉衣、围着火炉的人都生冻疮、患感冒，而辛勤劳作的母亲却安然无恙。母亲婚嫁时，那台伴随她少女时代的织布机成了她的嫁妆。此后一直陪伴母亲编织着艰辛的生活。

家乡不产棉花，人们常从外地购进棉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每家都有“纺纱娘”加工棉纱，用来织成粗棉布，添置衣被，以弥补“每年一尺八寸布票”的大缺口。同时还需用当地产的苎麻细细的加工织成麻布，用来缝制蚊帐。而这样多才艺的“织匠”全乡只有三俩个，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母亲使用的那台古老的织布机与现代工厂的织布机是无法相比的，它全靠人工操作，操作过程繁琐而沉重。从纺纱到成品布，需要十多种工具，十多道工序：绕纱、牵经、泡煮、上机、开织——我是无法数出来的——这一切皆由母亲一人操作。

母亲的木梭

记得年幼时，我们姐妹每天晚上在母亲的催眠曲中酣然入睡后，母亲便悄悄开始熬夜。五十年代的赣北山村,点煤油灯就算奢侈了,那如豆的灯光，“嘎吱嘎吱”的织布机声曾伴着母亲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我们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把一条挺结实的矮脚长板凳放在织布机旁，让时刻嚷着要母亲“抱抱”的女儿蹭过来蹭过去，总是差一点拽着母亲的衣襟。这个“差一点”正是母亲设下的高招——使孩儿不哭闹，让她安心编织。

母亲就那样长年累月坐在她的织布机上，全神贯注：右手抛梭，左手扳”压梳”；左手抛梭，右手扳“压梳”……那梭子越抛越快，令人目不暇接；母亲就那样双手抛着梭子，双脚踩着控制经纱的踏板,快节奏地循环往复,那织机便奏出“嘎吱嘎吱”的乐章。母亲用那台古老的织布机每日可织成棉布七丈余。

聪慧的母亲虽然小时只读过三两年书，但文化不错，她能写会算，能看大部头书。解放初期，有文化的妇女干部匮缺，有人劝她任之，但母亲不为所动，贴心做她的手艺，坚持把全部的生活握在自己手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个只问政治、不理经济的时代。那时的老百姓连劳作的自由都没有：农村的每个成员只能限于在生产队劳动，赚工分。谁要是外出打工或是搞自由副业，对不起，那就作“搞资本主义”论处，轻则罚款，重则挨斗，甚至打成“坏分子”。而我的母亲却有幸成了例外：一是因为母亲为人好，老百姓需要家织布，更重要的是，我母亲愿意向生产队交积累：每月无偿交公十元钱。要知道，当时一个顶尖全劳力一天的劳动分值仅二至三毛钱（有的地方是八分钱）。所以母亲织布得到了肯定。后来在父亲遭遇不测的非常岁月，母亲虽然也历经磨难，但她始终没有“把一朵乌云看作黑夜”，咬紧牙关，独力支撑。

母亲一生艰辛劳作，除了织布，还擅长女红手艺（她曾经为一支解放军部队战士包做布鞋），并长期辅助父亲做小生意、加工豆腐、养猪等等。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加之亲友相帮，我的双亲继承发扬当地的姓氏文化传承，曾在白岭温泉创建了“柯氏公宇”。母亲养育四女，她摈弃封建意识，坚持送女求学。使女儿们都成为拥有事业、自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

每当捧着这把在棉纱上磨出洞孔的木梭，每当回到老家瞻仰“柯氏公宇”亲切的老家园，我总觉得母亲就像一位“珠穆朗玛”的攀登者，面对巍峨的大山，执着而坚定；母亲又像一位“马拉松”长跑健将，在漫长的跑道上不达目标不止步；啊，母亲更像神话中的女娲，永远为我们编织，去补合那不尽完美的苍天……

母亲远行而去了，但她的“木梭精神”犹存，那“嘎吱嘎吱”的特殊乐章永远响彻在儿的耳畔，促儿自强，教儿坚韧，给儿以直面人生多舛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