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近日重新梳理了一下中国哲学史发现自己过去无意中忽略了一位思想上的巨人，那就是王船山先生。之所以如此，一则自己过去所看的一些书上或是行文需要，或是有意无意，并没太突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而自己虽然看过一点船山先生的文章，但囿于水平有限，并未品出船山先生的博大。再者，船山先生虽然著述恢弘，但由于某种顾虑，其本人甚至嘱咐后人两百年后才刊行其著作。是以某种角度说，船山先生的影响并未尽显。
昨日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关于船山先生的提问：王夫之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为什么曾国藩如此推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是以虽不曾窥得船山先生思想的全貌，但也极欲一答：
未曾读全船山先生的文章，主要通过其生活背景以及其后对后世的影响为基础强答一波，致以后学无限的崇敬
船山先生的思想出发点与归宿我认为就在其自题观生居堂联之上联“六经责我开生面”。六经是儒家的代称，六经（实则五经）中，《礼记》可谓特殊的存在。《诗》、《书》、《春秋》皆是对历史某个角度的记载，可说是“礼”的某种剪影。《周易》某个角度看就是世界观，可说是“礼”产生的基础。《礼记》则直接阐发“礼”。因而可说儒家延续千年的核心是“礼（非刻板的礼制，而是特定时代所需的社会秩序总称）”，孔子复周礼，董仲舒简化周礼为纲常，朱熹阐发《周易》为纲常寻求义理支撑。
其生活背景大家都清楚，明末清初，其时于读书人而言，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剃发易服。他曾经参加过反请，但目睹反清队伍的种种弊端，最后的选择是退而著述。著述的目的其实就是“复礼”，以之正人心，强漢族。
1677年（五十九岁）秋，《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其中《大学》《中庸》依朱子旧注。萧萐父先生认为这部著作“盖授徒讲，非自得之作”。
复礼而不重注《礼》，其礼非固有之礼制明矣。
其著述的主要途径延续张载的方向。事实上，自科举问世，世间的各种秩序就需要同步的进行调整，最基本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个体的归属。这之前影响力与之比肩的制度是分封制（期间出现的郡县制，不过是在行政权力传承范围内限制了直接的分封操作，家族财产传承的分封本质不变）。
分封制下，个体的归属就是家族。因此纲常论其实是分封制下的配套产物。
而科举制下，家族（门阀）灰飞。个体（家庭）飘零如浮萍，人们需要重新寻找心灵归宿。张载的回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建立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以此形成同道者共同的心灵归宿。
而相同世界观的人民聚集后，政党必然随着产生，党争随之成为政治的主流。很明显的就是，唐代开始，朋党（政党）的领袖者大都是学术上有深厚建树的。
船山先生继承并发扬了横渠先生的气学世界观（这就是船山先生气学流派标签的由来），这是在我们民族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完备的唯物主义。
但船山先生之伟大，更多的不基于其气学。其比诸位先贤多走的一步就是民族观，这才是其伟大的根本落脚处，也是他会避世，会嘱咐其后人两百年后其书方可刊行的根本原因（两百年基本是一个封建王朝强盛的极限，貌似三百年的明朝，其实该从朱棣算起，因为是大范围的军事政变，其性质与玄武门之变差太远。至万历作死三大征，基本上也算是两百年）。
受满清入主影响，其民族观可谓清晰而偏激。而民族性正是科举制的真正落脚点，对应于分封制的根本落脚点为家族（分封其实也有异姓分封）。科举，是一个民族的科举。而不是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样的心态下，得人而不用人，用人不分种族，不在意科技提升乃至对科技完全没有保密意识等等弊病就成为必然。
正因为其清晰的民族观，催生了近代的一众湖南帮，乃至当朝的主体开国集团。逻辑上来说，即使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最终推翻清朝建立新朝的，还会是一众湖南帮。而事实也证明，即使不是湖南帮为主推翻的清朝，最后建立新朝的还是湖南帮。而若非民族主义支撑，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开明地主。特别是东北的归属，若非蒋介石的民族性几乎等于零，东北也不会轻易就落入其对手。若非掩有东北，只凭贫瘠的关中，当年的胜负可想而知。
而曾国藩对船山先生的推崇，我想也是因为其“复礼”的核心思想与明晰的民族观。前者让曾国藩能坦然的入仕清朝（清朝基本全盘接受汉文化以及西方的入侵，导致其时的清朝可算同族）乃至剿灭太平军，并且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以壮大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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