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我们回场里休整了一天。
十一日上午，我们三个人从大岗出发到羊坑路口和大家会合后即前往中华。从洋坑到中华十余里路，都是长长的漫坡，到中华大队时已是下午一点。
大队的干部都上城开会去了，留守的副支书却一直没露面。大队部因重新兴建已拆除，临时挂牌在合作医疗室的老屋里。赤脚医生丘其彬电话中已知道我们要来，早早煮好了饭菜。
中华大队八个生产队，只有两个生产队在大队部附近，其余六个队都相隔五里、八里的，很分散。晚上我和培铮以及当地的两个赤脚医生到黄家坪生产队“釆血”。黄家坪生产队有二百多村民，在一个长长的山坑里，房子东一座西一座的，几乎没有连在一起的。带路的队委是当地的民办教师，较有威信，我和培铮的工作也很顺利，釆血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同组另两个人的釆血率才百分之六十左右。据说还碰到一个耍酒疯的，不让他们进屋，说:“你们敢进来，一脚踢死你们。”晚上十二点结束后，我们吃了一点焖饭，菜是炒鸡蛋，放了太多盐，咸得要命。吃完点心，三个人挤在村委家的一张老式的雕花床上睡，被子黑呼呼的，还有一股尿骚味，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和衣躺下不久就睡着了。
十二日晚我们到红地生产队。红地生产队人口较集中，全队二百多人集中住在十来座房子里，有一个老祠堂就住了百来人。原以为会很顺利，谁知事与愿违。村民们不配合，一群群来，一群群走，上家窜下家，东家窜西家，房子都是连通的，你在东边，他就跑到西边，你在上厅，他就跑到下厅，妇女和小孩又特别多，叽叽喳喳的，说是来“割耳朵″“刮猪痧"，十一点多我们碰头时才釆到七八十个血样，只好又挨家挨户做工作，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釆血率才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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