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漫画
一九五五年，我快六岁了，下半年我进了我家弄堂对过的雅湖里的一个幼儿园上学。这个幼儿园好像没有小班，中班，只有大班。我的学杂费是免除的，但点心费是要出的，每月好像是2元钱。那时可没什么校服，每人发个蓝边白色的围兜。上幼儿园就是整天学唱歌做游戏玩玩具。
每天上午九点半，幼儿园会发每人2块8字型的饼干和一小杯豆浆。每天都是阿娘送我去幼儿园，中午则是自己回家，但有老师送过马路（黄河路）。有一天我在家说幼儿园有饼干吃，弟弟听见了就说“我也要吃”，我就说“我明天带给你吃”。第二天吃饼干时，我就很慢地啃着吃，把两个圆的饼干留一个下来放在围兜的口袋里，中午回家就带给弟弟吃了。弟弟也就能经常吃到饼干了。其实老师知道我留饼干带回家的，只是装作没看见罢了。
我最先认字是在家时我的小姐姐教的，她先是用红笔写阿拉伯字母，后来写简单的汉字，然后我用铅笔描红，一边描，一边读，也就记下了所描的字了。
老上海的小学生，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我上小学了，学校也在弄堂斜对过的牯岭路的一个露天菜场和集市边上。上海的小学那时都是上半天课的，一三五上午上课，二四六下午上课。因此我们空闲的时间很多，老师帮我们组织起来，不上课的半天就在谁家集中做功课。我和郑家老二郑芳华分在一组，每天做完功课大家就商量到何处去玩，有时不出去就在弄堂里跳房间，躲猫猫，玩官兵捉强盗。出去玩的时候，大都是到北京路看消防站，那里有几部新式的苏式救火車，每当看车子出动，我们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
以前的人民广场，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还会到人民广场看大孩子踢足球。到人民公园看外墙上的宣传画，走过大光明电影院，到南京西路看几只人造天鹅，它们被围在栏杆里面的草地上，一到晚上就会发光。玩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原来的长江剧场和功德林蔬菜馆门口的一大块空地上，还有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儿童用品商店里玩，那里的地板是打过蜡的，可以一人蹲下一人拉着他的双手，像拉黄包车一样拉着跑。
那时的人民公园，图片来源：网络
到一年级下学期，我们被搬到凤阳路上国际饭店后门旁边的金刚商场改建的凤阳路一小了。我在一年级13班，我们弄堂在班上有四个人，我和娃娃（郑芳华）还有个姓魏的在一个班，姓魏的和我坐同桌。另外一个是后门二十四号一个姓康的同学。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所以记得很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杨，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用左手板书，读课本用的是上海话，那时学的是注音字母，还是上半天课。大概是上海解放不久，万业待兴，大量的人口涌入这东方大都市，教育资源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了吧。
这时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南京西路，就是人民公园一直往西走，那里有条小路，走进去是中苏友谊馆，里面有间看书室，全是连环画，并且是免费开放的。所以我们一有空就去那里看小人书，正确地讲我的喜欢看书的阅读习惯也正是在这里养成了。
我们还经常去中百一店的楼梯转弯过道上飞香烟牌子，五十年代上海人可没那么多。虽然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可是都是小孩呢，未成年，中百一店半天才有个人走楼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这些未成年人都成人了，并且绝大部份都被赶到了外地修地球去了。但是一旦到春节，要过年了，这些人就全回家来了，那时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可就是人的海洋了，你不用动脚都有人挤着推着你往前走。五十年代的我们还是能自由地行走的，没有人会来挤到你。
我们楼里的男孩王是我同学郑芳华的哥哥小弟，郑家大公子，他时常带着我们楼里的男孩女孩出去玩，他比我大两岁，基本都去人民公园玩，也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小弟非常大方，总是买东西给我们吃，但不许我们回家来讲。有次我晚饭吃得很少，姆妈就问我是否不舒服，我就说我下午吃过面包和汽水，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我就全盘说出来了，这时大姐说难怪老板老说口袋里少了钱，不知道还以为做工的拿的呢，这事必须告诉小弟爸爸。但后来我也没见小弟兄受什么处罚，只是不大带我们去玩了。
大光明电影院，图片来源：网络
现在想想十来岁的孩子真的很单纯。孩子们之间没有计算，有福真的能同享。去年到老家去，听二楼陈家阿三讲小弟在2015年患胃癌去世了。享年69岁。我到楼下郑家去找他弟弟但他家没人，有机会再去的话一定要去拜访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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