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辈子投生的理由
在唐代结束之后，因为唐诗的好名声，激发了后代中国人极大地写诗激情，只要稍通文墨就哼哼唧唧诗趣滔滔。即便在现代，也有那么多人在写古体诗。
乾隆皇帝一个人写的诗就多达四万余首。他天天写，大量写，周围的大臣中不乏饱学之士都鼓掌叫好。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展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是个聪明人，一看奏折就知道官员转弯抹角在说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不要再写了。于是他立即又写了一首，意思是，我知道诗不好写，但如果不写，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很坦白说，写诗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一无聊就闹出四万多首。那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
这样的诗，自然就没法看了。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以为一个人能写古体诗和文言文一定很有学问，然而大家应该知道，几千年来那些等级最低的文痞、文渣、文赖也能把古体诗和文言文写得十分顺手，就像伦敦郊区那些无业流浪汉也能把英语讲得十分流畅一样。
今天的年轻人不必勉强地学写古体诗和文言文，读读就行，而且一定只读好诗和好文。
文化的定义，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唐诗的最高意义是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几个辉煌的人格人格样板。
北京大学曾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让学生们投票选出每个人心中最喜爱的唐代诗人前十名，投票相当集中，那就是李白，杜甫，王维和白居易。
一般文学史会把白居易排在第三，王维排在后面，而这里，投王维的以女学生居多，他们的回答是，因为王维长得帅，而且丧妻之后也不移情别恋。
王维确实长得很帅，曾让李白心生嫉妒，因为李白长得比较矮，模样不太斯文。长得很帅的王维还精于乐器，又写那么一首好诗，确实很吸引人。
北大学生的评选过程证明，人们接受文化其实是在接受人格，唐朝发展的几个时代也是以人格划分的。
李白的主要作品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前，他与王维代表了盛唐时期两种互补的诗性人格，李白气势如虹，王维意气风发。
杜甫则是在安史之乱中站出来的翩翩君子，以沉郁顿挫的声音感动了陷入灾难的土地。
白居易在李白去世后十年，杜甫去世后两年才出生，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诗人了。沉重的历史在他笔下变成了多情夜雨中的铃声和琴声。
比白居易小约41岁的李商隐，更是走了一条与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路，他只探寻深幽的内心。
还有杜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他们每个人的时间定位，空间定位和个性地位是那么不同，却都一一输入了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李白和杜甫。那么，我们是更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
我们毕生追求大美，一定不能放过李白矫健的身影，但是如果在追求大美的同时，还想找一个朋友坐下，来娓娓谈心，那就是杜甫了。李白好是好，但坐不住，对朋友也不会像杜甫那样用心。一般来说，温和诚恳的气质很难通达伟大的创造，对此，杜甫是一个例外。
余秋雨写道：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样帝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以后，存在于浔阳秋色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性却不存在。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我们的自己，由于有唐诗参加的组建，因此又能够一次次被唐诗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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