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除了日历上滚动的数字和斗转星移的自然变化，也没有什么是能让人感到新年新气象的。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或是在身心成长的哪一个阶段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仿佛成了儿时口中常常絮叨的那句“明天不想上学”，即使知道明早的太阳依旧升起，没有意义的希望也无法成真，但还是会心中默念，祈祷时间缓慢地流逝。
生命的纬度绕时间的轴线拉长，在每个人的星球里编织出规律又规则的线条。也许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的这一天，向自己曾无法理解的“谬论”所低头，我们嘴上不承认那是对的，但行动却默许我们走上了这所谓的正轨。因此必须要接受的事实就是，我们得接受既定的事实。
比如，我们得接受一个大家终究会像细胞分裂般变成几个小家的事实，我们得接受比起阅历和经验的增长岁月带来的痛苦更甚的事实，我们得接受年味越来越淡且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的事实。
无论我们如何用力去抓，手中的沙还是会从缝隙流走。
记得小时候因为晕车无论如何也不肯回老家过年，每次爷爷奶奶的电话打来，我都会大声的叫着：“不回了！”。那时候不知道家的概念是什么，只知道不开心的事情就不做。爸爸总会在旁呵斥我：“为什么不想回家！”。
小孩的难受大人总是感觉不到，就像爸爸醉酒后把我心爱的布娃娃扔到地上那般难受，心疼在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溢出，他却不自知：那只是个玩具而已。
时隔多年，不用爷爷奶奶打电话催促，也不用听爸爸的训诫，我早已归心似箭。虽然最亲的人都在身边，本该说亲情在哪家便在哪，但其实不然，念家有时不是念人，而是念感觉。
无论身处何方，只有回到了这里，才是回到了家。
那都是一些很模糊的记忆了，画面逐渐打上了马赛克，只有感觉还在负隅顽抗。
爷爷把我架到脖子上，从家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边走便笑着说：“爷爷不知道以后还能背动你不。”记不清小小的我是如何回应爷爷的，但是背不动的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来了，我再也不能在爷爷的脖子上一览众山小了。
奶奶在街边给我买了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遍一遍地逗我背诵，但王后面该是谁了呢？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奶奶切黄瓜剩下的把儿总留给我吃，但那个地方生硬而苦涩，她却说：“为看你可爱。”
姥姥在破旧的院子里收拾杂物，被囚禁在院子角落的老狗汪汪地叫着，披头散发地看着无忧无虑烤土豆的我们几个孩子。
墙上挂着的黑白老照片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未曾谋面的姥爷扶着一辆老式自行车，面庞青涩的妈妈斜坐在车前的杠上，这时妈妈就会走来说：“你没我小时候好看。”
爸爸把嚼碎的大豆喂到我嘴里，抱着我学电视里的唱戏的人儿甩辫子，咯咯的笑声和啊啊的戏声融为一体。那时的爸爸还不爱看手机。
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饭，每次路过的我都会咿咿呀呀用童音说一句：“小心别切到手。”妈妈便拉长嗓门，用哄小孩的音调说知道啦。
哥哥和我因遥控器而争执不断，伸出舌头劝退我紧握遥控器的双手，地上摊开的方包却还没有分出个胜负。
大年三十的晚上，厨房里的妈妈和奶奶在包饺子，爱凑热闹的我总是拿出饺子模具笨手笨脚地帮忙，偷偷把钢镚儿藏在标有记号的饺子里。
爷爷在电视机前守着，时不时地出门转悠，回来便会不厌其烦地问我：“你说爷爷爱你吗？”我要说：“爱”，爷爷便会穷追不舍：“爱的厉害吗？”，“厉害。”我们爷孙俩总会这样频繁地问答，像极了1+1等于几的幼稚问题，答案总是那么理所应当，毋庸置疑。
爸爸和哥哥都在客厅的沙发上，不知闲聊些什么不值一提的事情。
窗外的大雪纷飞，雪下埋着猪肉和年货，炕上生的炉火暖洋洋，鞭炮声和烟花在天地之间肆无忌惮，红彤彤的灯笼整夜地旋转，火苗直窜的旺火燃烧着新年的希望。视听结合的年味儿像潮起的大海，汹涌波涛，势不可当。
“看谁第一个吃出钢镚儿！”奶奶总会这样鼓动我们，吃不到就一直吃，“下一个就吃出来了”的谎言还会信以为真，大肚的饺子在盘里躺着，怀了硬币的妈妈等着剖腹产。
饭后全家围坐在炕上分三家，扑克牌的声音啪啪响，电视机里的主持人喜气洋洋地说着贺词，烟花在玻璃窗上映出彩虹，好像纸牌的输赢也没有那么重要。
不到十二点，哥哥就到院子里放炮，有一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礼花，像地上长出的星星树，火星四射，过后便点点落地。
夜里三四点炮声仍此起彼伏，奶奶便会对我说：“看我们精干的人早早把喜神财神都接完了。”随后便会教我大年初一的拜年词，什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死记硬背一个夜晚，第二天却全部浓缩为一句“过年好”。
那时我们亲戚间的小孩还会搭话玩耍，街上还有热闹可以去凑，扭秧歌的队伍还会上门拜年，奶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还能听到牛郎织女的情话，一家人还会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瓜子皮在垃圾桶里堆成小山，盖住了爷爷的烟头。
桌上的果盘五颜六色，皱巴巴的橘子缩成一团。
巧克力和大白兔奶糖散在铁盒里，保质期剩下三两天。
WIFI覆盖房间的每个角落，宽屏的电脑落上了尘灰。
院里的葡萄架和枣树不见踪影，砖瓦堆砌的棋牌室取而代之。
防盗门层层叠加，院落的面积越来越小。
年夜饭一切从简，没有人再去争抢饺子里的硬币。
春晚的面孔逐渐陌生，八点的电视机前空无一人。
烟花爆竹的燃放被打上了禁令，静悄悄的夜晚只剩灯笼孤零零地旋转。
家里的扑克牌不翼而飞，饭后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耳背的爷爷不再说话，除了打牌，只无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电视的声音却震耳欲聋。
奶奶不再给我留黄瓜的把儿，也许是知道了我的可爱也会随时间而逝。
爸爸的眼睛再不离手机半寸，戏曲的声音在走路时，在饭桌上，在厕所里，绵绵不绝。
妈妈的脚步只在棋牌室里踱来踱去，嘴里的话永远只有输赢。
哥哥投笔从戎，回家过年也成了难上加难，唯有情人是家乡唯一的牵挂。
姥姥的院子被夷为平地，被遗弃的老狗忠心耿耿，最后却落得个生死未卜。
只有墙上的黑白照片永恒不变，姥爷永远在那个无声无色的世界里笑看人间。
北方的寒冬，再也没有下过大雪。
年啊，还是被困在了这四角天空里。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把把地磕着瓜子，静悄悄的房间只听得到墙上的钟表滴滴答答。屋内的陈设变了又变，却怎么也想不起最初的样子。
看着面前硕大的书柜，里面藏书万卷，便想起了儿时爸爸每天教我背一句的古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两只黄梨明翠柳，一行白肚上晴天。”
脑海里的声音落下，又一片寂静。
瓜子在我的唇齿间咔嚓作响，除了感到机械的苦涩和干渴，还有就是成长的麻木和孤独。
偶有院子里棋牌室的声音传出，亲戚们为碎银几两急红了脸，拍桌瞪眼的情景可想而知。极少数时候爸妈和爷爷奶奶会上来走一趟，除了拿钱和一句“又输了”，便再无他话。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从一大家人到一小家人，从一小家人到一个人，漫漫的岁月又慢慢，空荡荡的房子只剩我弱弱发问：年是谁的年，家又是谁的家？也许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我也会从大家里脱离出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遗憾的结束和另一个遗憾的开始。
不过，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像太阳的升落，就像冰川的消融，就像海岸线的扩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甚至都无法延缓进程。
无论时代的脚步多么迅速，也终究无法逃出时间的手掌心，我们都只是时间的顺从者，是变化的承受者。
人们总说：“或许不是年味淡了，而是过年开心的不再是我们这代人了”。无法想象我们下一代人会如何定义年味，也许一个微信转账就可以取代压岁钱的快乐，也许一个视频通话就能解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也许一句不咸不淡的过年好就代表着真心诚意的祝福，也许不知道爆竹声中一岁除的爆竹是什么……
年的传统在也许中变成未知，但我们心里知道，未知也是一种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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