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ness Can Kill People:196

作者: 别问我 | 来源:发表于2014-12-22 22:55 被阅读340次

    时至今日鲍勃迪伦的形象仍然在发挥着其独特的影响。从崔健那句“我将要走在老路上”中流露而出的隐忍的浪子情怀,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50年代美国大陆和那些公路上怀抱吉他的人们信手拈来的几首老民谣。而当那些落满灰尘与记忆的歌曲从鲍勃迪伦的口中念叨出来,一切都变得不同于原来的样子了。甚至男人们都会沉醉于他卷曲的头发,杂糅着烟气的眼神,有力的手指在略微恍惚的神态中上下求索的模样,因为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只是在那么多模仿过后大多数人只是留起了长发口中念叨兰波的诗句,在毒品和酒精以及飙车的消磨过后,蓄着胡子和头巾在乡间的小屋里信奉起甘地以渡过其疲乏的老年生涯。毕竟鲍勃迪伦只有那么一个。

    科恩兄弟的《醉乡民谣》让我们对那个时代默默无闻的游鱼有了一丝感怀。但是像戴夫范朗科那样优秀的民谣歌手,他们苦苦徘徊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大小咖啡馆,像幽魂那样虚无,却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寻觅到坚硬的躯壳。天才辈出的时代水涨船高,而不幸之处在于,一个叫鲍勃迪伦的家伙甚至已经有勇气跳下“民谣音乐”的古船,在电子乐器和摇滚音乐的浪头间大胆地玩起了冲浪板。

    1965年新港民谣音乐节

    变化从1965年新港民谣音乐节开始。那一天的节日以这样的画面开场:场地音响里传出婴儿的哭声,来自约翰科恩前一天下午刚刚出生的女儿。老民谣乐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特意录下并播出这一段,向台下沉浸在喜乐中的观众们宣告:“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民谣歌曲。我们将这个庆典,这次音乐节,献给这个新生儿,以及她将成长的世界。”所有民谣爱好者都以为今晚就像他们所期待的无数个夜晚,平和而没有任何侵略性,远离夹杂着毒品和性的摇滚音乐。只是有了木吉他,悠长歌喉和一大片同他们自己一样老派的耳朵,今晚显得更具有慵懒的诗意,变得更难忘掉罢了。直到鲍勃迪伦上台以前,场间流淌着祥和与宁静,没有其他任何疑问,没有人去想明天,去幻想未来的样子。负责场间播报的瘦子皮特亚罗(Pete Yarrow)用沉吟的语调喊出“鲍勃迪伦”的名字,随着观众的呼喊声与掌声一同响起来的,是《Maggie’s Farm》的开场吉他前奏和急促鼓声。谁都没有料到这一点。刺耳的电流声瞬间盖过那些掌声与兴奋的呼喊,反应略微迟钝的家伙们,甚至还没有让自己受到刺激的双耳与大脑明白过来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没有来得及收回自己举在半空的手。“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那么像摇滚乐?”这是当时在场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没有了木吉他和弦与口琴营造出的温婉表达,代之以暴风雨般急促的鼓声与电吉他,仿佛野餐草坪间突如其来地刮起了一场龙卷风,而鲍勃迪伦正处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民谣女歌手琼贝兹(Joan Baez)当时感叹道:“天啊,这是多么严重的堕落。”待到第二首歌《Like A Rolling Stone》响起,场下的观众由震惊转变为了愤怒。风琴伴奏慢了半个拍,音响和电流扭曲了歌声与打击乐,这样随性而不羁的表达方式对于当时的民谣音乐简直是禁忌。高潮处连续而急促响起电吉他伴奏,如同针尖般一次次刺入观众的神经。“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当这句歌词在当下的混乱里被鲍勃迪伦执拗地脱口而出,终于有人读出了其间的讽刺。“你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吗?你是吗?”台下有人这样喊起来。左派民谣音乐代表人物皮特西格(Pete Seeger)在后台狂躁地来回走动,只是为了找到一把斧子,能够当即砍断连通音响的电线。

    当时的画面,鲍勃迪伦在唱《像一块滚石》,不过台下已经是嘘声一片

    演出被迫中断,这场摇滚乐形式的民谣表演只持续了十五分钟。鲍勃迪伦向观众道了一声晚安,转身走入夜色中。几分钟之后,他挂着一只口琴,抱着一把木吉他重新回到前台,观众在一瞬之间就原谅了他。但剩下的演出已经没有意义,类似于军医给炸掉半个身子的士兵注射的吗啡,只具有镇痛作用。

    后来被时间所证明的便无需赘言,1965年在新港民谣音乐节的晚上发生的一切被视为摇滚乐与民谣乐的里程碑。尽管当时无人理解,但放到现在,它已经被定义了,无需更多的理解了。往后的无数张专辑,无数次演出,无数个奖项再到2008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始终无法定义的是鲍勃迪伦这个人本身。那么多特质与经历,外加一种对人世的逃避气质,他就像一管加长版的万花筒让人一眼看不到底,还要被绚烂的图景混淆了观察他的视界。或许把他看做是一个偶像人物,要来得直接而简单得多。但鲍勃迪伦自己也说过,他不需要融入到人群中,他不想成为某群人的所谓代表。而被视为偶像,周围却少不了难以摆脱的狂热分子的簇拥。

    或许在那个晚上发生之前,他经历了无数次逃避与自省。Kindness can kill people,慈悲也可以杀人。他不想成为又一个如鲁迅笔下所言“捧杀”的牺牲者。或许这一切又不如我们常人想象的那般复杂,他只是不想一直做着别人都在做的事情,不想面对早年民谣音乐带给他的平静与赞誉罢了。

    想象一下,在1965年新港民谣音乐节的那个夜晚,当他背后是来自后台的骚动与狂躁,面前是台下此起彼伏的嘘声和惶恐,那一刻他夹杂其间,空气中弥漫着英雄主义般的壮阔与孤独。就是这一瞬间,我想其意义便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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