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冠状病毒弄得人人心惶惶，看着新闻里与日俱增的数字，我不得不一次次打消了想出门遛弯的念头。
因为疫病，很多亲朋好友拒绝了走访串门，平时堵得水泄不通的市中心今日车辆寥寥，无数商铺闭门关店，大量城镇村落被封路封城，春节档电影集体撤档，堪称近十年最萧条的春节。
科技和医药业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尚且如此，古代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瘟疫该有多恐怖呢？
一般而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王朝通常疫病数量少且危害轻，政治昏乱、贪腐横行的王朝往往疫病频发且疫情严重。
如西汉前期的“昭宣中兴”37年仅出现过一次疫病，而后期的元、成、哀、平四帝53年间却爆发了多次连年疫病，其中汉成帝时期甚至持续了十余年，《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成帝建始元年至河平二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竟惨烈如斯。
这点在旧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东汉末年来说，桓灵二帝荒淫无度，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以致太平教首领张角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了黄巾大起义。
那么，这俩昏君在位期间共发生了多少次瘟疫呢?据史书记载，桓、灵、献三帝共70多年间，有疫病流行的记载达17次之多，且其中多次是连年的大疫。
桓帝
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延熹五年，“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
延熹九年，“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 ”
灵帝
建宁二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建宁四年，“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二年，“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
献帝
建安元年至九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建安十二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十三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建安十四年，“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建安二十年，“是岁大疫。”
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二十四年，“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
建安二十五年，“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
看着这个瘟疫年表，你的表情一定是这样的：
尤其是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三国志·刘傅传》记载：“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四人在这年死于疫病，当时瘟疫的猖獗堪称触目惊心。
再如明末崇祯年间，帝国摇摇欲坠，灾荒不断，流民四起。崇祯三年，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饥荒，民众争着吃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现代人常调侃自己穷得吃土，那时的人们却是饿得吃土了。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负责督办漕运，赴任途中上书进言道：“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又说，“臣自鱼台至南阳，流寇杀戮，村市为墟。其他饥疫死者，尸积水涯，河为不流，振捄安可不速。”
民不聊生到如此地步，难怪《大明劫》中孙传庭声称自己一次都输不起。
这种情形下，瘟疫的发展也如决堤的洪水。
崇祯二年，“己巳年，（定远）疫疠盛行。”“天启九年，（青州）疫疠大作。”
崇祯三年，“（广东）疫疠流行。”“（永年、石门）十二月大疫。”
崇祯五年，“夏，蓬莱大疫。”
崇祯六年，“高平、阳城、泌水夏大疫。”“（旌德）疫甚。”
崇祯七年，“天启十四年，是年益都大疫。”
崇祯八年，“山海关大疫。”
崇祯十年，“秋，瘟疫。”
崇祯十二年，“己卯大疫。”
崇祯十三年，“大旱奇荒，人类相食，饥疫交加，一门一支绝亡，不可胜数。水之凋敝，至此极矣。”“饥疫，死者相望于道。”
崇祯十四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大饥疫，人相食。”“春大疫，死亡者十之七。”“春，瘟疫大作，死亡灭绝者几百家。”
崇祯十五年，“大疫，死者相藉。”“春夏之间，疫疾大兴，死者相枕。”
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病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
崇祯十七年，“春，北畿、山东疫。”“民间有羊毛瘟疫，染者多死。”
话说崇祯在位时，这瘟疫就没停过啊，每两年必有大疫。
当时的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中这样描述那场令无数民众家破人亡的鼠疫：“崇祯辛巳（1641年，也就是崇祯十四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据万斯同《明史稿》记载，那年“病死者枕籍”，“顺德知府、长垣、大名、曲周、武强、任县、武邑知县，亦以疫死”，“又鱼台至南阳，民之疫死者淤积，水涯河为不流。”
《崇祯实录》记载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在通州，“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在昌平州，“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在河间府景县，“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其后八月，天津爆发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评论当年鼠疫，“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明末鼠疫之严重，可见一斑。
究其原因，在于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靠天吃饭，即使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大多数人也不过勉强填饱肚子。一旦发生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或者吏治腐败，豪强大量兼并土地，百姓无地可耕，便容易发生饥荒。
闹饥荒的年代，人们吃树皮草根，乃至人相食，试问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不能吃呢，现代的闲人还吃竹鼠、蝙蝠呢，那时的人们可是连死人的尸体都吃了。
古人生活环境原本就差，又吃那么多不卫生的东西，医学水平还不咋地，爆发瘟疫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要是政府积极救助，疫情或许还能得到缓解，但是代入到王朝末年：
昏政、战争、灾荒加上人口暴增等死亡flag都插满了，这不是要完。
未待完续……
参考文献：
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部分资料源于网络
蚁族日记：一个蚁族的自白，也许声音注定淹没在人潮中，但仍不免为自己呐喊几声。不定时更新，主要聚集于文学和历史，偶尔侃侃社会热点。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