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不惜违背宙斯的意愿，盗取天火，把火种带到了人间。普罗米修斯因此受到宙斯残酷的惩罚，被缚在山岩上终日忍受恶鹰啄食肝脏之苦。
用普罗米修斯来对应《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或许有些过誉，但是二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成为“药神”之前，程勇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城市底层小人物，靠卖印度神油为生，唯利是图。程勇身上有着小人物的人性矛盾，这种矛盾带来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他平凡，但算不上磊落。他对前妻家暴，却对卧病在床的父亲温柔耐心；他与前妻不共戴天，却对儿子疼爱有加。
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来找他，希望通过他购买印度格列宁。这是一种仿制药，吕受益告诉他，正版的药由瑞士一家医药公司生产，一瓶要4万元，还只够吃一个月，患者都吃不起。而印度仿制的格列宁，药效同正版的无差，价格却只要2000元。
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慢粒白血病，即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LM），是一种影响血液和骨髓的恶性肿瘤。这个病分为三个时期：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一旦进入急变期，预示着人离死亡不远了。）
但这种印度产的格列宁没有专利权，无法通过合法的正规渠道购买，只能“走私”。第一次，程勇拒绝了。可是他的店铺入不敷出，交不起房租，房东关了他店。前妻以他的经济条件为由，争夺儿子的抚养权，欲带儿子移民国外。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突然病重，需要巨额的医药费。
拿钱救命，历来天经地义。
金钱的压力促使程勇走上了“走私”神药印度格列宁的道路。他借此赚钱，重新拿回了店铺，给父亲交上了医药费。程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赚钱的行为，会“顺便”救了那么多人。
02
编剧给了程勇一个“团伙”，恰恰是团伙里这几个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人，构成了对整个社会的透视镜。吕受益对生存有强烈的渴求，活得谨小慎微；刘思慧是慢粒白血病患儿的母亲，为给女儿治病沦落风尘；“黄毛”彭浩是社会青年，农村穷人家出来的孩子，个性耿直又刚烈；刘牧师是知识分子，他的信仰却对抗不了厄运。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矛盾，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乐观、渴望活着。程勇带着他们卖药，赚了钱、续了命，一伙人在程勇的带领下到夜店狂欢。于他们来说，肆意而为的此刻才是活生生的。
在看似平稳推进的剧情下面，死亡的气氛一直在暗涌。
吕受益的死推动了程勇人格上的蜕变。他重新开始卖药，进价 2000元，他只卖 500元。他告诉思慧：“就当是我把以前欠的还给他们。”
第一次卖印度格列宁是为了赚钱，第二次则纯粹是出于帮助这些患者，直至身陷囹圄。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美德，事关良知，也有一种神的精神。
吕受益病重危在旦夕的时候，程勇为救他重返印度购药。有一场戏：印度街头在杀虫，整条街道弥漫着白色烟雾，程勇站在那儿，看着一群人拖着一尊佛像穿过浓浓白烟。
那尊佛像是毁灭之神湿婆。在印度宗教传说中，湿婆不仅代表毁灭和破坏，还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场极具死亡氛围的戏，一切似乎湮灭在白色烟雾中，只剩程勇迷惘的眼神。
健康的人不会理解癌症患者对生存的渴望，因为，癌症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死亡。活在现世，往往不都能遂人愿。吕受益死后，黄毛坐在他家门口，流着泪吃橘子。吕受益生前见人常说：“吃个橘子吧”，这样生活化的表现正是他对活着的渴求。
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才是对死亡最大的尊重。我们尊重它，因为它带来的不只有悲痛和恐惧，还有力量。而只有直面死亡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帮我们奋起抵抗命运。
03
电影放大了人性的弱点，更突出刻画了人性的良善。
“黄毛”抢药，程勇和吕受益追打到他家里，发现他把药分给了其他病友。思慧告诉他，这个二十岁的白血病小孩不想拖累家人，离家出走了。程勇把抢回来的药又给了“黄毛”。
程勇的善，就在和这些患者一次次的接触下被唤醒。
他去吕受益家里，和吕受益一起趴在婴儿床边看他年幼的儿子，眼神里满是慈父的温柔。吕受益说：“查出病来我就想死的，那时候老婆怀着孕，孩子一生下来，看了他一眼，我就不想死了。现在有药了，运气好的话，还能等到我当爷爷呢。”程勇听完也笑了。他不知道的是，吕受益的希望，多半是他给的。
五人组吃火锅散伙的那场戏，我认为可以算是影片最佳场景之一。面对警察的追查和无良药贩的威胁利诱，程勇决定“金盆洗手”。山雨欲来，徐峥对感情的处理可以作为表演系的教学示范，不经意地一抬手一晃脑，效果却是四两拨千斤，他的言语越是凶狠，态度越是决绝，内心的矛盾和良心的谴责越是深刻。
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善恶，影片传递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在死亡预留的逼仄的空间里，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以一种站得住脚的立场做出了选择。
贪婪如假药贩子张长林，被捕后，面对警察的追问，也没有供出程勇。“黄毛”死后，程勇冲周一围扮演的警察曹斌歇斯底里地大喊：“他只有二十岁，想活命，有什么罪？”这一吼彻底击垮了曹斌的情感防线，他结束一直以来的心理矛盾，在法理与人情之间，选择放弃对案件的调查。
04
这并不是国内第一部现实主义影片，九十年代就有《盲山》、《盲井》这样反映现实的影片，近几年，陈可辛拍过有关拐卖儿童的《亲爱的》，娄烨拍过关注盲人的《推拿》。
《我不是药神》受到空前的关注也不仅是因为它取材于真实事件，这也得益于观众欣赏水平的逐渐成熟和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电影启迪观众思考的是一个涉及到每个公民利益的问题。
慢粒白血病患者或许在现实人群中属于小众群体，但是“看病难、看病贵”却是一个国民问题。就像影片中一位老年患者说的：“谁家没个病人”。文牧野说：“现实一定是特别有力量的。”《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群体，他们是众多的患者。对他们来说，现实就是逼近死亡。
《我不是药神》是导演文牧野的第一部长片，在此之前，他主要拍摄短片，并且小有名气。他的短片主要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重在对当下人的心灵及精神困境的探讨：《石头》讲述的是拆迁户的流离失所；《金兰桂芹》有喜剧味道，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孤独；《Battle》重在表达亲情；《安魂曲》借冥婚来讲述人性道德。
文牧野是广播电视编导出身，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短片更多的是导演个人情绪的表达，在北电的学习给了他学院派的、传统的一些风格，弥补了个性化的缺点。徐峥和宁浩作为几十亿票房的导演，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在个人表达和大众审美上帮文牧野做了一个平衡。
导演文牧野（中）、监制徐峥（左）和宁浩（右）
也许因为如此，《我不是药神》在情感表达上节制有理，比较克制。韩国同类型的现实主义影片，如《辩护人》、《熔炉》、《素媛》等，整体都是尖锐又悲愤的，像一把利刃，直指政府、法律、制度和罪犯。《我不是药神》更多表达的是人性，没有批判药企的黑心或是制度的无情，而是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导演和主创成员寻求艺术与现实的融合，成就了这部启迪人心、引人发思的电影。黄渤评价此片：“中国应该有更多这样的电影”，这不仅是对剧情、演技或者拍摄艺术的肯定，更大一部分是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
电影反映的社会问题很多，医疗保障政策，药品定价问题、法律与人情的平衡等待。我们乐于见到由此带来的社会改变，并期待这种改变会越来越好。程勇出狱后，曹斌告诉他，国家已将治疗白血病的正版药纳入了医保。2018年4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
我不是药神，后面应该还有一句，只是不愿放弃生命。而我更喜欢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dying to survive，向死而生。一群病人用死亡改变社会，一股力量油然而生。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文中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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