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色遥看近却无

我想，生命的底色是彻底悲观的，但是在大灰色上我们要努力涂几笔亮色。生命毫无意义，我们要努力使他有意义。

十几岁那会，我开始读叔本华，那也是我第一次发现了个体思想的不同，开始尊重个体的生命体验。 “人生是痛苦的，幸福不过是对欲望的暂时停止，我们都是田野上的羔羊在屠夫的注视下恣意欢愉。”也觉得人应该适时终止自己的生命，也跟着莫名其妙地恨女人，在校园里踽踽独行，“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我知道“人生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越是杰出美好的事，就越成熟得缓慢。一个男子的推断力和智力，很少能在28岁前就达到成熟的地步的，而一个女子在18岁时就已显成熟了。再有，对于女人，勉强可称作理智的东西几乎没有。这就是女人为什么在其一生中始终保留着孩子般稚气的原因是她们所注意的只是她们眼前的事情，留恋的也是这些，并把表面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看待，津津乐道于些微小事而重大事情却可不管不问……”这是叔本华的话。至今还跟女人争长论短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不久我接触到了高更的这张画。这幅画代表三个问题，右边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是人生的起点，代表我们从哪里来。中间那一组是青壮年期，代表我们是什么。这里有两个女人在讨论人类的命运，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彷徨无措。一个青年人正在摘苹果，象征着人生的追寻。在左边，一位美丽的少女正在那里沉思，更有一位在阴暗里的老妇，象征着我们往哪里去。高更说：“这个频临死亡的妇人，好像已经安详地接受了命运。”在她的脚边有一只“白色的怪鸟”代表着话语的无益。它可能是高更心目中的“来世”，就是“无语”。

这里有阳光，有自由，有小溪，有蔚蓝的大海和离岛的山。这些都是高更离开文明社会所要追寻的。但最后，这一切并没有带给他希望，还是让他想去自杀，有的只是悲伤和绝望。极有可能，到离世时他还是没有找到三个问题的答案。他是位伟大的天才，忠于自己理想，他也看见了现代社会的虚伪和丑陋。但他的悲剧是，他走不出自己的牢笼，他追求自由得到的却是桎梏。

我们从哪里来？十岁前父母总是统一口径说我是捡来的，弟弟则是从妈妈胳臂窝里钻出来的。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接毛主席的班？接乡长的班？接大队书记的班？接父母亲的班？我们都抵职?

我们到哪里去？去社会主义大熔炉？然后呢？去当爷爷做奶奶去火葬场？到底有没有来世？到底有没有灵魂？不是说人在临终的一刹那，身体会突然轻了几克，告诉我，那几克存在去了哪里？……

弗洛伊德说话了，他说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的本能包括饥饿、爱、渴、性。死的本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可以指向内部，表现为自虐和自杀等，也可以指向外部，表现为仇恨和攻击等。

那就好好爱吧!那就好好活吧！可与生俱来想破坏想攻击。看《少林寺》、《霍元甲》、读梁羽生、古龙、金庸，然后裂足开胸，荡人心魂，觉得自己就是大侠，身轻如燕，一掠数丈，手腕一抖就出六个剑花，一声长啸，能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跑到浏阳山沟里找一个老农学功夫，他看了看我，伸出两根指头：“给两担谷，我教你。”我喏喏着，他走到前坪飞起一脚将一个麻石碾子踹出一丈开外，然后扎个马步望着我，黑眼珠中有两个白点发出荧荧的光。我纳头就拜，大喊：“师父……”

接着老弗又说话了，他说艺术是白日梦和愿望的的达成，是替代性解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冲动和欲望。艺术与精神疾病一样是重复的强迫症，用相同的故事和仪式一再重复暂时性地解决特定的心理冲突，而这种冲突根植于童年的精神创伤。

“我思故我在”，细思极恐，活着，原来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标准，一切都是别人赋予的。一开始，我们就是社会的人，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穿着时代的衣服，露出体制的微笑。 于是我得证明自己存在。将头发留起来，买一件过膝的乞丐服，走路带风，一副不羁的样子。花五元钱买一件白衬衫，在上面涂满关山月的梅花，穿着满街晃。国庆节当天，我对着黑压压的同学们演讲，我说：“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恨》……”下意识地休止了五秒，很享受地读一遍众人脸上的愕然，然后将风衣一甩：“我恨，我的口不是火山的喷口，纵是又总能喷出对祖国母亲的满腔热爱；我喜，我生长在这英雄的国度里，我可以尽情的歌颂祖国母亲的雄伟壮丽……”掌声雷动，虚荣心极大满足。我用哗众取宠的方式证明我不一般，我那么希望别人认可，我依赖别人发现自己，我要他们一起证明我活着，这样我才相信我真的很好地活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在先修身齐家还是先治国先平天下间纠结徘徊。就如同去北京坐出租车，人家司机谈的都是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变动，就如同我的好朋友顺子，时不时的跑到你身边悄声告诉你县委书记马上又要高升。江山社稷啊，驱散了征尘已是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 。真的，不知道该先扫自己家的卧室呢还是先扫美丽的星沙大道。

想着想着就回到了从前，回到了老屋的后山上，都说家山难忘，难忘那些坑坑洼洼，难忘那些恣意疯长的灌木和野花，虫儿哼鸣，鸟儿喧闹，这就是生态，一切自然而然，一切物竞天择，这就是山野之气，这就是“徐熙野逸”。 而很多时候，我们却生活在必须的“黄荃富贵”里，要求有庙堂气，要求金碧辉煌，要求昂扬向上。这种心灵内外的冲突让我们产生现实的焦虑。

一方面，我觉得无论如何，山坳里那片土砖房是不能拆的。重建再好，也不是老家。

我的祖辈和山神菩萨一起行走在这空空的山沟里，我们只有越来越萎缩的土砖房子，只有越来越咸苦的山泉水，只有年复一年哼鸣的小虫子，究竟是谁剥夺了我们呢？ 在外面我什么都不是，回到这里我才能成为自己。

我看着我住过的老屋，我的眼中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或者是因为我没别的可以爱。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东西值得爱呢？我必须爱有所及，我滥情于一个表情，滥情山影下这巨大无边的冷。

另一方面，走在这陌生的城市，我保持着与人的距离，四顾频频，经常猛一转身。

在外，从不逗留。坐饭店二楼，找靠窗的位子用餐。

家里，尽量不开灯，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睡觉前反复检查窗和门。

总想买根电棒什么的，也多方打听哪里可以学到药功。

告诉你，我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承认我是怕，真的怕！

我不知道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总是若有若无地看我？我不知道我身边的同事父母叫什么，孩子在哪儿上学？我搞不清本来好好的，这几天丽姐为什么突然不理我？ 我不知道我晚上吃什么？也不知道下一个敲门的是哪一个？我甚至也不明白明天他们会安排我去哪里？要我做什么？

我东奔西跑过了三十来年，似乎才熬过了一天。明天会怎样？我真的毫无把握。太多太多的不确定让我不知所措。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我的内心引诱出来，然后却让我的躯壳流浪在路上。

他们给我制订了无数的标准，等我生活不下去了，他们却不见了。

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走了一大圈，我才发现我没能成为人。

为了成为人，我学着去适应白天，穿过熙熙攘攘，去寻找城市外那片安静的雪地。我用舒适的姿态站在风里，看云卷云舒，看草长莺飞，让过去的思想过去，让未来的思想慢点降生。

为了成为人，我学会适应黑夜。半夜起来，让灵魂面对午夜，看墙上卷轴里开得正艳的紫藤。窗外枯枝摇曳，风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便坦然地一阵一阵地老去。 多少人来了又去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地位的不同、观念的区别、利益的相争让人不亲。很多事认真不得，疏不间亲，如陌生人一般点头示意，倒是有一种平等单纯的美。博明师在世的时候对我说：“怨由亲生，离亲则离怨。”不执着，亲人朋友不肯帮你做举手之劳的事，你就把他想成是一个萍水相逢的点头交吧。

为了成为人，我每天跟自己说好话，守着一棵四无依傍的独树，默默问自己“于意云何？”默默回答“如是我闻”。

很快立春了，生命的河滩上小草又要冒出头来，那就远远地怜爱着吧！草色遥看近却无，这都是古来有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