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随笔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朋友表示对于培养孩子承受糟糕境遇的能力是必须的，“但是还有一些糟糕也许是超越有些单纯孩子的承受能力，或者说是对人格的底线的突破。例如当众检讨，除非一个人自愿，而如果他人强逼这么做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有一些敏感的孩子或许就绕不开这个坎，而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往往检讨一大堆，已经将这样的形式视为玩笑，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反而有了免疫力……”
这位朋友的留言非常深刻，因为在江苏某市重点高中男孩跳楼之后，舆论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学校、老师完全的无责任，一派是认为这种说法实在冷血，毫无作者自我曾经标榜的“爱的教育”，舆论打起了口水仗反而把事件本身淡化了。
如果我们回到事件本身，男孩跳楼前把某次周末小测验中看了同学试卷这件事的自我检讨书已经写好，只是写的比较潦草，可见内心的波澜起伏。教育主管部门在事后的“力挺雄文”中认定学校没错、老师没错，因为他们把检讨当成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大家都这么做，其他学校，其他老师都这么做，而其他孩子没有跳楼，所以认定是孩子的问题，连孩子的父亲（同样也是中学老师）也在事后反思莫非“真的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可从他的叙述以及其他的旁证来看，孩子成长的挺顺利，也很懂事。
主管部门的“力挺雄文”本意是对学校和教师的保护，但忽视了“检讨制度”本身对人性泯灭和人尊严的摧残恶意。
这让我想起著名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她当时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一场对纳粹分子的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艾克曼认为自己没有罪，他只是在执行制度，至于这制度的善与恶与他无关。他觉得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在深夜会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主管部门的力挺雄文就是一个例子），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最后一点人性。
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只不过溧阳男孩是一个最新的悲剧，之前和之后依然会有。如果把时间放长一些，在那个不一样的十年之中，多少文化名人，多少学界精英，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当众检讨，自我揭发中丧失尊严，最后大多数都非正常死亡，例如傅雷，例如老舍。
我们在反思具体案例的时候，如果不触及这“检讨”制度对人性摧残的恶意，那么无论是老师、学生、家长、还是主管部门，吃瓜群众，都会重复一次又一次的舆论热潮，而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家长唯一的办法或许是教会高中孩子，把任何“当众检讨”当成一场戏剧表演，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戏虐，让孩子有一点幽默感，或许会成长得更有韧性。
有人会说取消了检讨制度会不会让孩子无约束，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试看现在施行的高中检讨制度往往会有三个结局，一是从不检讨的孩子（学优生），一类是经常检讨的孩子（学渣学混），还有一类就是偶尔当众检讨，结果就是悲剧主角的中等孩子，试问这样的制度有何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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