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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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忽略具体的年代背景和罪大恶极的死囚身份,老歪被绑赴刑场前的状态,多少还是带点豪侠气概的。那天早上他什么都没吃,只是匀速地进行了一遍刷牙、洗脸、大小便的例行活动,然后就盘坐在临近窗口的铺板上抽烟。死刑犯抽烟管教轻易是不管的,尤其是对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管教们都会多一些宽容。
在执行死刑的前夜,通常会给他们提供一盒香烟和一顿味道比平常牢饭好一些的饭菜,诸如饺子、包子、炒菜之类平时连味道也闻不着的东西。不过,死囚面对再好的饭菜,也没有胃口,差不多都便宜了同监号的其他“饿狼”。我在看守所里先后送走了四五个同室的死囚,他们都没有动过“断头饭”,倒是都不停地抽烟。所以,在老歪之前,死囚走了以后,监号里就会闹一阵子烟荒,而犯人间的矛盾基本都是为了争夺香烟和美食而起。呆的时间长了,我们这些“活人”逐渐有了经验,为了避免“烟鬼”吸光大家的口粮,进而引发不必要的争斗,牢房里具有一定支配权的人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某人一审被宣判了死刑,那么监号里的烟草数量和质量就必须开始对他保密,每天只给他提供必要的份额,否则后患无穷。如果为了半截烟屁股打出条人命来,就得不偿失了。当然,老歪是个例外,他多的是好烟,属于不需要执行保密条例的人。
老歪在旧火柴皮上划了半天也没点着那根烟,他正要想别的办法,有人使劲在观察窗上敲了两下。老歪抬头向发出声响的方向看去,我们这个监号的包号管教(相当于学校里的班主任)包景元正示意“看灯的”(管教委任的犯人头目,负责协助管教进行日常的监舍管理)打开递物窗,塞进一只打火机来。老歪抱拳拱手,朝包管教笑一笑表示感谢。
整个早晨老歪都坐在那抽烟,直到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声,有人高声喊他的名字——“姜卫东!”
监号里马上有人代老歪高声应道:“2号!”
老歪坐直身体,把烟递给看灯的杨老蔫,开始穿衣服。不一会,门口传来了开锁的声音。杨老蔫抓紧时间狠狠抽了两口老歪递给他的烟屁,然后像一个刚刚吸足了海洛因的瘾君子一样,踉踉跄跄地小跑到门口,麻利地拽开了厚重的铁门。那个时刻,他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非洲草原上夺命狂奔的草食动物。它的同类已经被狮群扑翻在地,但是它仍然略显亢奋地奔跑着。
老包管教带着几个看守和几名手持冲锋枪的武警战士走进黑魆魆的监号。他们等待老歪穿好衣服,便干净利落地除去他脚上的铁镣,开始用一根大约两根食指粗的麻绳,仔细地将他捆绑起来。这个过程称为“上绳”。上绳时老歪很配合,始终面露诡异的微笑。我们监号里还有两个人也被捆起来,和老歪一起出去参加公判大会,俗称“陪绑”。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陪绑”已经算是美差了,因为在里面关得久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出去透透气,尽管不是自由的空气。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19世纪,那就是苦差,因为游街的时候会被人扔臭鸡蛋、烂菜帮什么的,回来又洗不上热水澡。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陪绑一次也形同又被擒获了一次,搞不好还会被不知哪里抡过来的皮带或者扔过来的砖头打得鼻青脸肿。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正义感很强。
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3年“大搜捕”的紧张气氛逐渐成为历史以后,“坏人”们的生存状况也越来越宽松。进入90年代以后就更好了,听说很多“老罐儿”(黑话,多次进出监狱或者服刑时间很长的犯人)都不想出来了。看来从地狱到人间的幸福感远胜过从人间到天堂。
到了90年代,一般情况下,挨过预审阶段后,基本就不会再受皮肉之苦,除非有人犯拧、犯贱,自讨苦吃,否则“坦白从宽”还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当然,初入牢门被同室的犯人“修理”一顿,则是不可回避的“过场”。至少从《水浒传》那个年代开始,这种打“杀威棒”的行为,就已经是一种正常而合理的做法。
马上要出门时,老包发现老歪的胡须足有半寸长。就让大家稍等,指派一位年轻管教去他的办公室拿电动剃须刀。剃须刀取来后,老包命令我推光老歪的胡子。我像一个敬业的公务员给领导办私事那样,很认真地圆满完成了“政府”交派的任务。老歪整个人顿时精神抖擞,看上去真的要“重新做人”了。这家伙歪着脖子冲我笑笑,“兄弟,谢了。来生报答!哥那边等你,快点来啊!我估计你他妈也快。哈哈哈……”言罢便做出一副牛逼哄哄、慷慨赴死的架势,仰天大笑出门去了。气得我小声骂了他一上午“去死吧,傻逼!”事实证明我的诅咒还是蛮灵验的。
那天和老歪一道去死的,还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曾经和我在一间牢房里呆过。他们从走廊深处的监号里被押出来,走到2号监舍门口时,免不了和我打个招呼。毕竟我在这看守所里已经被关了差不多一年,前后换了两三个监号,同所有管教以及半数以上的耗子都认识。况且那两个死刑犯曾经和我一个“槽子”啃食(黑话,指一起吃饭),夜里挨着睡觉。两人当中的一个是文盲,上诉状还是我给代写的,因此打个招呼很正常。但是在老包看来,这件事情很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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