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女性 苏童

70年代的少女择偶对象最理想的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军人的妻子。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20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恰适70年代的动荡社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的宠亮的女人的高呼声×××万岁，打倒×××，那是街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女性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特别适宜于会场领呼口号的角色，这是当时一个很顽固的印象。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衣裳，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也是蓝、灰黑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18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我那时所见最多的女性就是那堆拎着菜蓝的边走边大声聊天的中年妇女。还有少数几个留城的年轻姑娘，我不知道谁比谁美丽，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性别。

二十年前的女性 苏童

我记得有一个50岁左右的苍白而干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发髻，每天脖子上挂着一块铁牌从街上走过，铁牌上写着“反革命资本家”几个黑字，我听说那女人其实只是某个资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爱美之心，她的发髻显得独特而仪态万方。这种发型引起了别人的愤慨，后来就有人把她的头发剪成了男人的阴阳头。显示着罪孽的阴阳头在街头随处可见，那剃了阴阳头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惊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择偶对象最理想的就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军人的妻子，退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欢退伍军人，似乎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崇尚那种庄严的绿军装、红领章，假如街上的哪个女孩被挑选当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会又羡又妒得直掉眼泪。

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婚，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崽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多少年以后，他们已步入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圈红字。

二十年前的女性 苏童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友的青春冲动，假如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接吻，极有可能遭致联防人员的突袭，最终被双双带进某个办公室里接受盘诘或者羞辱，敢于在公园谈恋爱的女孩有时不免陷入种种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运，就像霍桑《红字》里女主角，她将背负一个沉重的红字，不是在面颊上，而是在心灵深处。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女性，没有人对奸情后面的动因和内涵感兴趣，人们鄙视痛情这一类女人，即使是七八岁的小孩。我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两个女同学吵架，其中一个以冷酷而成熟的语气对另一个说，你妈妈跟人轧姘头，你妈妈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另一个以牙还牙地回敬说，你妈妈才距跟轧姘头呢，让人抓住了，我亲眼看见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指责或捏造父亲的通奸事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很奇怪。如此看来人类社会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不管是在老人眼里还是孩子眼里，人们最易于挑剔的是女性这个性别，人们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较之于男性要高得多。

前几年读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认同她书中的精髓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种被动的受委屈的性别，说来荒诞的是，这个印象是70年代我年幼无知时形成的，至今想来没有太多的道理。因为那毕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与70年代女性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每一个男性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不必细细赘述。我要说的是前不久在电视机里观看南京小姐评选活动时我的感慨，屏幕上的女孩可谓群芳斗艳，流光溢彩，20年沧桑，还女性以美丽的性别面目，男人们都说，惊鸿一瞥，而我在为70年代曾经美丽的女孩惋惜，她们是否在为自己生不逢时哀叹不已呢？如今她们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