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还有三天的时间，黄昏时我与母亲在庭院里闲坐，母亲问我打算何时回校，我想了想告诉母亲准备正月十五那天回去。
''怎么不在家过完十五再走‘’，母亲看着我说。
‘十六那天返校的人会比十五多很多，我自己一人拿着行李太不方便，还是十五那天就回去，路上人少些，回学校不至于太拥挤。‘’我看着母亲，等待着她的回答。
母亲站了起来，‘’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家里过完十五再回学校。‘’说罢母亲朝厨房走去，进了厨房又退了出来，看着我说，‘’别外跑了，我一会便把饭做好了，今天还做米汤，上午吃的菜还剩一些，热热你吃了吧。‘’
我把手机放进兜里，站了起来，‘’需要我帮忙吗？‘’，我问母亲。母亲摇摇头，说自己一人就可以了。我把凳子搬进楼下母亲的屋里，便一人回到楼上自己的屋子。
冬天的北方是极其寒冷的，尤其在农村里，因为没有暖气，天气显得格外寒冷。然而在学校无论宿舍还是教室都有暖气供应，并不会让人觉得寒冷。在学校里，虽然是冬天，我也只是在外面穿着一件棉袄，里面穿一件薄卫衣，下面里面只穿了一件秋裤，虽然很薄，但没有感觉到冷。回到家里则不同，当天夜里还是习惯性的脱掉了所有衣物睡觉，半夜就冻醒了，醒来赶紧穿上了秋裤，套上了一件卫衣，唯恐再次冻醒。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床头上放着我穿过的厚棉裤还有保暖内衣，想必是母亲放在这里的。放假在家里的这么些天，我一直穿的很厚，免得让自己感冒生病。
晚上吃饭时，母亲对父亲说我准备十五那天回校，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叮嘱我把该拿的东西拿上，别拉下什么，不然到时候会麻烦。母亲见父亲没有说其他的话，便不再劝我在家多呆一天了。吃完饭后我在母亲屋里呆了一会，陪她和父亲看了一会电视。到了九点多我去浴室洗了洗脚，又回到母亲屋里，告诉母亲要回屋睡觉，母亲放下遥控器，告诉我上楼时记得把灯打开。我答应了一声，点点头便关上他们的房门，回到了我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玩了会手机，问问一些同学准备何时回校，十一点时我关上灯进了被窝。
正月十四本来打算上午去村西边找一个老朋友说会话，不过一切都比较匆忙，最后也没有去，想着聚散终有时，以后一定还会相聚，我这样安慰自己。白天我一直呆在家里收拾行李，母亲让我好好想想别拉下什么。晚上吃过饭后，我去了房外转了转，过了一会感觉太冷又回到家里。见母亲手里掂着一只袋子，我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告诉我是买给我的一些零食。我与母亲走到旁屋，母亲打开我的行李箱，硬是把这些东西塞了进去。我总感觉母亲的手有一种魔力，能把所有她想给我的东西装进这很小的行李箱里。
母亲看着桌子上的几个香蕉，对我说，’‘你把这些香蕉也带到学校吧，在家里没人吃。’‘
’‘别啦，箱子都装不下了，那里也有卖香蕉的，我想吃的话可以再买。’‘我笑着对母亲说。母亲答应了，其实我心里却在想：不是没人吃，而是舍不得吃。父亲从邻居家借来电动三轮车，扯来一根长电线，给车子充上了电。晚上八点多钟，我去到母亲屋里，她和父亲已躺在了床上，本来想再和她俩说一会话，可谁知母亲看见我进来便劝我早点回屋睡觉，因为明天还要早起。我站了一会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也就是正月十五凌晨，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下了楼。看到厨房亮着灯，我先去了厕所，然后折回到厨房，打开门看见母亲在煮东西，我问母亲再煮什么东西。
’‘鸡蛋，’‘，母亲笑着对我说，’‘你在路上肯定会饿的，拿着这些鸡蛋饿的话就吃几个。”
匆匆地吃过饭，我看时间快到六点了，就告诉父亲该出发了。从我们乡里有直达A城的大巴，每天有两班车，最早的是六点发车，第二班车七点发车，而我选择了最早的一班。因为方便，每次去学校我都会选择坐大巴。父亲把电车推到门外后，我把行李箱放到车上。凌晨天气更加寒冷，父亲穿上了他的军大衣，这是一种很厚重的衣服，十分保暖，不过父亲的大衣因时间长了已磨出了许多洞。我爬到车上坐了下来，母亲也走到了外面。父亲启动了车子，车子动了，母亲双手塞进袖子里，在后面对我说回到学校赶紧和她打个电话。我大声嗯了一声。告诉她知道了。车子拐了个弯，我消失在母亲的视线里。
凌晨的乡村是如此的寂静，此刻许多村民还在睡梦里。电车行驶在家乡的水泥路上，我抬头遥望天上的星星，天还没有亮，星星环绕在一起，活泼的眨着眼睛。我看着它们，它们也看着我，突然村子里雄鸡发出了一声打鸣声，随后便是一声接着一声，声音交叠在一起，如同开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望着家的方向，‘’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我默念着。
父亲把我送到车站，我坐上了大巴。‘’你回去慢着点，‘’我对父亲说。
‘’我知道，你在路上小心点，回到学校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别忘了，不然你妈该担心你了。‘’父亲看着我说，跟着我进了大巴。
我点了点头，车子发动了，父亲下了车，我拉开窗帘擦了擦玻璃上的水珠，看着父亲站在那里，向他挥了挥手。
回到学校半个月后，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在我这边务工。
‘’这好啊，父亲要是闲了不干活，可以来我这里，我带他在我们学校逛逛。‘’我对母亲说。
说到这些我不免有些惭愧，记得大一开学时父亲送我入校。由于走错了地方，去了我们学校的南校区，等到了主校区，已是下午二点多钟，父亲执意当天就走，我担心他赶不上车。因为回去的末班车是在三点，而从我们学校到汽车站就需要两个小时。但父亲还是当天就走了，我打电话问父亲是否赶上了车，父亲说赶上了，不过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父亲才到我们县城。我又向父亲打电话，父亲告诉我他决定住在旅馆，我便放下了心。过了许多天，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那天晚上并没有住在旅馆，而是因为身上的钱不够在街上长凳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才到了家。
‘’你父亲不去找你，他现在手里没钱。‘’母亲在电话那头对我说。
‘’难道他来这里还要请我吃饭吗？‘’我笑着对母亲说，而眼角却有些模糊。
清明节学校放了三天假，我原本告诉母亲清明节要回去的，却因为临时有事便决定不回家了。我打电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只是‘’奥‘’了一声，我能感受到电话那头她心里的失落。我立即告诉母亲等五一就回去。
‘’那我在家里等着你。‘’母亲说。
清明那天夜晚，本来已停的雨又重新下了起来。北方却也像极了梅雨时节的南方那样阴雨连绵。晚上我又想起了开学那天凌晨母亲送我的情景：母亲就站在路口，双手插进袖子里，眼睛望着我离去的方向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章《目送》中送别儿子安德烈时写到：’‘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子女的父母，彼此的身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完成转换―只是第一次的目送是成长，最后一次的目送却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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