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苏东坡

   但凡读书人，我想没有几个不知道苏轼的，更没有几个不爱苏东坡的，就像男人没有几个不喜欢美女一样，只是爱的理由各不相同罢了。

   余秋雨说他爱苏东坡，是因为东坡在黄州的“突围”，实际，他并不理解九百年前东坡的处境和精神，东坡在黄州与其说“突围”不与说是“重生”或者“自觉”更确切（更何况他的文笔过于渲染，匠气太重）；方方爱苏东坡是因为他的诗文书画和传奇人生，但是她爱的太宽泛，太浅显，笔调仿佛高考满分作文，词不达意，美丽的辞藻下不见东坡“精神”；周国平也爱苏东坡，他爱东坡的执着与超脱，东坡之所以超脱，恰恰是因为他不执著。

   只有林语堂真正了解东坡，爱东坡，在《苏东坡传》中，他以散文笔法写东坡，以个人体验写东坡。他写出了一个鲜活真实、自然明亮的苏东坡，写出了一个有温度、触手可及的苏东坡。因为《苏东坡传》，我开始了解东坡，因为了解更加喜爱，因为喜爱也愈发了解。

   为了“看见”东坡，去年十一期间我和几位好友相约重游赤壁。虽然长江几经改道，赤壁已不复东坡笔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景致，但当我们踏上赤壁，登高远眺，抚今追昔，仍会禁不住发出“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厚重底蕴和文化的穿透力吧。

   我爱苏东坡固然是因为他雄视今古的才情，博大精深的思想、跌但起伏的人生，但是更多的是爱他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爱他多姿多彩的人文情怀，爱他“看得见生活、生活在此处”的人生姿态。

   苏东坡20岁以第二名进士及第，先后当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八州太守。乌台诗案他被打入深狱险遭诛杀，贬谪黄州四年，脱胎换骨。哲宗，太后执政时期，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太后过世，他被既敌既友的章惇一路贬谪到蛮荒之地惠州、儋州。其间妻离子散，家贫如洗，困顿无依。直到暮年，神宗太后摄政他得以与家人相聚，不久安然而逝。东坡的一生，贬谪多于器用，流离多于聚合，贫困多于富贵。然而，不管他身处何地，无论顺逆，他始终不忘初心，坚持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以生活在此处的姿态，展示了个体生命的温度和热情。

   作为文人，东坡是“人文”的。东坡的诗词文书画创作，诚如他所言“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正是这种不执着，不用力，随性自然的审美态度，让他“天地古今齐集笔下，日月风流情满江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官员，东坡是“民本”的。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民为邦本”的现代精神。他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施仁政，帮民富，民众富强，国家就富强了。所以，不论惨遭贬谪还是主政一方，东坡都不忘以民为本。春风得意为杭州太守时，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建医院（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公立慈善医院“安乐坊”），于是杭州就有了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三潭映月。伟人的一年半，留下了文化史乃至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贬谪期间，在黄州拯救溺婴，自费设立育婴堂。在惠州，教农民种田，把黄州的秧马技术推广到惠州。在儋州，虽然“食无肉，疗无药，居无堂，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却坚持教书育人、文化启蒙，培养了海南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破天荒”的典故从此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典籍。

   作为生命的个体和普通人，东坡是“人本”的。东坡的个人性情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儒家思想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的自诩，让他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进退自如。他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他悠游于儒道佛三教之中，虽然看透人生空漠，但又始终善处人生；勘破红尘，却不舍红尘，始终保持着对人生的热情。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他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却总是能放下内心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的乐趣，活出别样的人生。

   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可以说是东坡人生的最大转折，他也会痛苦，反省，但他始终不忘初心、不失本真，面对困难以苦为乐，超越苦难化苦为乐。黄州一难，生死之劫，苏轼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他亲自盖房，家徒四壁而谓之“雪堂”，写下有滋有味的《雪堂记》；住地偏僻，坡陡路滑，他自号东坡居士，居其自乐；生活拮据，缺粮少菜，他便亲为农夫，开荒种地，维持家人生计；黄州猪肉贱价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东坡偏把它做成一道佳肴，美其名曰“东坡肉”，留下永久佳话。安置惠州（岭南）期间，“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全不见远谪蛮荒之苦。在儋州，与黎族百姓亲密无间，“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办学吟咏，不亦乐乎！

   这就是东坡，一个所到之处创造快乐、尽享快乐的乐天派，一个在任何绝境中都活得浪漫快活的普通人！

   然而，同样是面对风雨，谢灵运选择了去“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的山水诗中消磨个体生命，陶渊明选择了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世外桃源独善其身；同样是面对风雨，屈原跳进了汨罗江，贾谊苦闷彷徨，柳宗元意志消沉，李义山终生郁闷。而唯独东坡不逃避、不放弃，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对人生的积极的观照和超越：

   他吟咏“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是一种生命反思，更是一种自我超越。他吟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是一种超然豁达，更是一种安适宁静。他吟咏“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那是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

   面对苦难，东坡以“生活在此处”的人生姿态超越。面对感情（爱情），他更是一往而深。王弗，东坡的结发妻子，相伴十年，撒手而去，苏轼伤心欲绝，在她埋骨的短松岗上亲手植下了三万株松苗，留下了无限的爱和牵挂。 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有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痛彻心扉，有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肝肠寸断。十年后他还记得清秀端庄，聪敏娴静的妻子王弗在轩窗下梳妆的情形。他用锦绣文字把自己包裹得华丽颓唐，这样的爱深沉、纯粹！上天从来都是厚待深情的人，苏轼的生命里走来了第二个女性，她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王闰之也如花般凋零了，苏轼悲痛地在悼词中立下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十一年后东坡实现了这一誓言。女人如花，有些花注定要在尘世绽放，属于尘世的繁华，而有些花注定要开在精神的沃土，等待相知相悦。而才子的灵魂深处无时不在张望着这样一种奇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的朝云便是东坡的灵魂之花。 朝云也堪当东坡的一片情深，她是东坡凄凉晚境唯一的依偎；在东坡被贬惠州的日子里，朝云万里相随，九死不悔；只有她用一双慧眼看出东坡的“一肚子不合时宜”，令夫子笑泪参半；只有她常伴尊前唱那“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泪落如雨，渴望自己是东坡唯一的芳草；只有她陪伴东坡多年的辗转漂泊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真爱的温暖。然而三十四岁的朝云也在惠州仙逝了，她死后苏轼竟“终生不复听此词”。 从此人世间一切的悲欢纷扰都已了无生趣，惠州西丰湖畔的小丘上，红颜化为尘土，飞瀑流泉的六如亭上空留着东坡的浩叹：“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是他一往深情的低语。

   我爱东坡一生不与庸常的现实妥协，不与传统的伦理同垢，也不与当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争斗。有人说，东坡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优待文臣的宋朝。我倒未必同意这样的论断。东坡既不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岁月。恰恰是在北宋那样一个庸常平和的时代里，他个体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广大的范围，留存在最深远的岁月。

   我“看见”东坡或许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地生活在了一个庸常平和的时代里。这样的时代中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抑或是乱世奇枭。生命的随波逐流几乎相似。中国传统专制时代的君心难测和当今时代的喧嚣浮躁，都大抵相同罢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成为庙堂和江湖，精英与草根的共同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智识与性情和谐共存的文化典范。我们既景仰于他超越凡俗能力的文化天赋，又殷服于他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世界。现代社会与苏东坡的田园牧歌时代固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所谓的田园牧歌其实也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幻想而已。苏东坡自己同样为了筹措购买房产的事情苦恼不已，为了一家人生活节衣缩食，计算度日。与其说我们夸大了时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如说我们因为无法超脱人性弱点而给自我寻找了一个安慰的话语。只是东坡生活在此处，我们生活在别处，就像每天多姿多彩的微信朋友圈，一方面我们生活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一方面我们晒各种美食、美女、美景，伪装自己的幸福。这个时代漂亮的脸蛋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生活的智慧我们需要学习的太多，从东坡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单调、贫乏、无趣和浮躁。

   所以当我爱东坡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深爱。那是因为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思维世界却更加深刻地被尘俗的观念和现实的欲望所冰封。当这个年代之中的我们已经无法、不能和不愿以苏东坡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时候，至少是我们已经失落了自己的世界，失落了童真的时代，失落了纯良与天真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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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我敬佩的学者官员所说“人间绝版苏东坡”，或许以后不会再有。每读东坡，感慨万千。要多少坎坷，才能验证出生命的豁达与韧性？要多少磨难，才能铺垫出一种生命的厚重与高度？走近东坡，感受生命的坚韧；对话东坡，领略生命的豁达；读懂东坡，仰望生命的高度……只是希望“看见”东坡能为这浮躁喧嚣的时代找一注脚，为似水流年的人生寻一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