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一间陈旧的小木屋，很小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祖父在那间小木屋里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那时的我才刚开始记事，根本不懂得亲人的离世意味着什么；不懂得大人们世界里的哭笑和悲喜；更不懂得生和死之间究竟隔着怎样遥不可及的距离。记得祖父匆匆离开的那天，每个亲人的脸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沉痛，而我却呆呆的以为那只不过是大人们世界里固有的严肃和从容。于是跟着收敛起了平日里的嬉皮笑脸，故作镇定起来。现在想想，祖父留给我的却只剩下数座山头背后那长满了杂树野草的一方矮矮的凸起，和记忆中那间小木屋里祖父病入膏肓时苦不堪言的呻吟。只是我现在需要去明白：人由生到死，是谁也逃不掉的循规蹈矩。莫如“铁生”先生所说，人生来就是为了死，只不过看谁着不着急的问题。
祖父过世以后，那间小木屋在被叔父们的遗弃中落在了我的手里，经过简单地收拾，我继承了祖父生前的最后一点遗产。小木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祖父与祖母结婚时的一顶旧柜子一张大木床以外别无其他。柜子和木床均属于解放时期的硬板国货，古朴而夯实。柜子的两扇柜门上镶着一把旧式的圆铜锁，很大，像个盘子。圆锁分为锁盘挂环和拉钩，锁盘上刻着精美的花纹，挂着两枚鱼尾纹形状的拉钩，拉开两扇柜门的同时，铜锁朝两扇柜门上分割出两个精致的半圆，极为漂亮，开锁的钥匙还是祖母常戴在头上的簪子。儿时每当祖母进入小屋打开柜门拿东西的时候，我总喜欢跟在祖母身后悄悄地把锁盘上的鱼尾纹拉钩拉起，放下，然后轻轻聆听拉钩撞击在锁盘上发出的叮铃叮铃的声响，那是个音乐在农村还很稀罕的年代，于是，锁盘上的叮铃声便成了儿时最悦耳的旋律。
自祖父过世以后，我常常独自蜗居在那间属于自己的小木屋里，开心的时候暗自得意，难过了，抱着枕头哽咽、抽泣......记不清有多少回独自把门紧紧扣上，偷偷的玩弹珠，调皮的书写生硬的软笔，一笔一笔在纸上曲曲折折地勾画，像极了蚯蚓从纸上爬过的痕迹，然后独自憨笑了，笑着笑着就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屋外常常会传来许多纷乱的喧嚣，但我能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是父亲农忙回来气喘吁吁的脚步声，那些事母亲忙里忙外口中哼唱的小曲。
后来离开了，小屋一别便是十年，即使偶然能回一趟老家，也总是来去匆匆，再无闲暇顾忌儿时的小木屋了。时至清明前夕，回老家为逝世的祖宗立墓碑，路过儿时常走的一条小路，小路早已是荒草凄凄却在无意间发现儿时亲手植下的一棵小梨树——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植下那棵树的时候，曾默默许下过愿望：希望它有天能长高、长大，结出甜甜的果子。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再回头来看，我惊愕地发现，我的愿望并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小梨树只不过由当初小手指头那么大，长成如今同脚趾母一样大，看起来仍然同我当初植下它的时候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而周围的树们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高大而骄傲的立着。这实在是算不上那个愿望给我的安慰。我不知道时间年复一年地过来，小树却带着我的愿望年复一年地画着一圈圈多么羞涩的年轮。回到家，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关于儿时的事。跑进那间时隔多年的小木屋，屋里落满尘埃，一片狼藉，双眼紧紧地盯着贴在墙壁上的纸张和纸张里蔓延的回忆，纸张陈旧浸着岁月的泛黄，那些“蚯蚓”一样的笔记模糊了，像记忆一样模糊。枕边有一沓书籍，边角被老鼠嚼得粉碎，轻轻抖掉灰尘，小心翼翼地翻阅，翻出一排排歪歪斜斜的笔记和许多口香糖包装纸上印下的贴图漫画，此外，书里夹杂着一张半身绿色花格子T恤衫的旧照片，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嘴角斜着一丝有点天真的微笑，那是如今仅存的一张儿时的旧照片，紧紧地握在手里，像捡回了一批失落多年的财宝，仔细看了很多遍，看着看着自己把自己感动到整夜未眠。
有人说：一个人走得太远太远，便会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发。觉得此话实在是入木三分。勾起指头算算，生活不过等于二十几个年头，仅此而已。然而，脚步踏出的距离却将时光和愿望一并丢弃。走得太远太远，真的忘记了十年究竟成了一段多么遥远的过去。忘了，只是常常听到母亲提起我小时候的样子：脸颊白白净净的可爱的小人儿模样。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总带着些叹息......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十几年没了，母亲还没来得急赶上我让她彻底放心，就被岁月带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就像我的许多事，母亲或许都记住了，却并不一定记住我什么时候悄悄高过了她的头顶。
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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