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导图：
知识要点：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
第一，人类从一开始就是过集体生活的。要知道最早，我们人类是跟亲戚们一起过着部落生活，然后，出现了村庄、城镇，最终会出现国家。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无法完全做到跟政治隔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如果一个人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城邦，跟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他不是一个鄙夫，就是一个超人。
第二，人天生喜欢制定规则。规则是为了减少人与人相处的社交成本，于是，我们才能有更大范围内的集体行动。这意味着，你想脱离规则是不可能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政治的约束之中。
第三，政治可以约束人类的暴力潜能。人生来就是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就是为了约束这种天生的暴力倾向。我推荐你去读读写《白板》的著名学者平克最近出的另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讲到，约束我们暴力倾向的第一种力量就是利维坦。什么是利维坦呢？利维坦就是怪兽的意思，国家就是一种政治怪兽。可是，恰恰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这才抑制了掠夺和复仇的冲动。
第四，人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认可。人类政治活动主要就是为了寻周认可。国王想要得到认可，起来造反的农民也想要得到认可，投票的选民想要得到认可，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也想要获得认可。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是无法理解这些行为的。对历史带来最大破坏的行为，不是为了寻求财富，而是为了获得认可。
政治制度包括三个要素：
一是国家，二是法治，三是负责型政府。
所谓的国家，就是说要建立一个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权力机关，建立一套高效的官僚制度，这是相对简单的任务。
为什么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腐败？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腐败。腐败就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应该说，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比如欧美国家，也曾经有过一段腐败现象非常猖獗的时期。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腐败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原来在传统社会里算不上腐败的行为，到了现代社会里就是不可接受的了。比如说，在很多传统社会里，根据习俗，一个人当了官之后，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乡亲朋友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找个一官半职，或是帮他们捞取更多的好处。
在有一些从原始部落直接跳到民主政体的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在美拉尼西亚或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的成员都是各个部落的头领，他们捍卫的只是自己部落的利益，因为没有几个美拉尼西亚人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他们只属于自己的部落。在外人看来，这些议员的做法就是腐败，但在当地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妥的，这就是部落的首领自古以来就要做的，你当了大佬，就有责任把更多的好处带回部落。因此，判断是不是腐败，首先需要确认公和私之间的界线。
第二，现代化带来了更多权钱交易的机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多，越容易滋生腐败。比如，原本没有收费公路，现在有了，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规则，收费站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寻租”的地方。
顺便解释一下，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寻租”来描述腐败，因为很多腐败现象的本质就是通过人为地创造垄断，获得更多垄断租金的行为。更荒诞的是，有的时候，政府的严刑峻法也会成为腐败的源头，比如，美国曾经实行过禁酒令。没有这个禁酒令还好，有了这个禁酒令，反而出现了一批贩卖私酒的不法分子。这说明，如果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败的法律，只会增加腐败的机会。
为什么改革比革命更难
亨廷顿谈到，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革命者更难。
首先，他们必须两线作战。保守者不满意，革命者也会不满意。革命者的任务是创造矛盾，并让矛盾激化，而改革者的任务却是要努力消除分裂，同时驾驭两种原本可能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这就需要更加高超的政治技巧。
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对于革命者来说，只要有矛盾，只要有冲突，只要能够削弱旧制度的力量，那都是一件好事。改革者则不然，他要有所选择，有所区别，既要有矛盾，又不能让矛盾激化。
最后，如何在改革中处理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对改革者来说比革命者更尖锐。革命者需要动员群众，然后集中力量对旧制度发起进攻。改革者也需要动员群众，也需要集中权力，但集中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分权化和发挥自主性的改革，这其中的火候更难把握。所以，改革者更关心次序、速度和时机。换言之，改革者更关心改革的策略。
闪电战和费边战术
对改革者来说，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一种叫闪电战，一种叫费边战术。
闪电战是指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改革，在反对者无法阻挠的情况下速战速决，取得胜利。费边战术是一种渐进、迂回的战术。费边是古罗马的将军，他奉命和迦太基人作战。费边知道迦太基军队虽然作战勇敢，但孤军深入，很难持久作战，所以他力图避开正面交锋，在山区和敌军周旋，就是想把敌人拖死。这种做法受到主战派的嘲讽，费边不得不下台，但不听费边的话，罗马军队后来惨败于迦太基军队。改革中的费边战术就是藏而不露，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成很多小的步骤，一次只完成一个步骤，到最后终成正果。
这两种策略，哪一种更好呢？闪电战易于激发更多的反对者，费边战则容易陷于细小的枝节，渐渐脱离了改革的主战场。亨廷顿讲到，最佳的改革策略是巧妙地把闪电战和费边战术相结合。从大局来看，最好是采用费边战术，从每一个改革步骤来看，改革者应该用闪电战。
亨廷顿其人其事
我们讲了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23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当时，哈佛大学有一批年轻的政治学家，1959年评终身教职那年，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同台竞争，最后，基辛格留下了，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没有评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过了几年，哈佛大学又把亨廷顿请了回去，他在哈佛一直待到退休。
亨廷顿为人低调，还有些腼腆，但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可能跟他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有关。大学教师们的政治观点大多比较左翼，在他们看来，亨廷顿就是一个古板、反动的大右派。后来，围绕着评院士，还惹出了一场争论。1986年，亨廷顿被提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结果，耶鲁大学的数学家朗（Serge Lang）提出公开抗议。他指责亨廷顿用的是“伪数学”，研究方法不科学。但为亨廷顿辩护的人有不少，最有名的就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又是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的赫伯特·西蒙。最后，由于争议较大，亨廷顿两次被提名，两次都被否决。凡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都是这样天天争吵不休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喜欢什么样的学说。亨廷顿的学说并不时髦，不是那种激进的浪漫主义，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观点有点古板，有点固执，但是，他非常务实，也有胆量讲真话。即使你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也会从他的书里得到启发。
亨廷顿还写过一本争议更大的书，叫《文明的冲突》。他讲到，冷战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已经结束，代之以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说，这个世界上有八种文明，一是西方文明，二是拉丁文明，三是伊斯兰文明，四是中华文明，五是印度文明，六是东正教文明，七是日本文明，八是非洲文明。亨廷顿最担心的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9·11”恐怖袭击之后，很多人惊呼，亨廷顿的预言被验证了。
当然，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提出批评的人很多。有人说，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新颖，西方人根深蒂固就有对异族文明的恐惧和排斥。也有人说，亨廷顿忽视了文明内部的冲突。基督教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各个教派之间也有矛盾，伊斯兰教更是如此，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共戴天。除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还有文明内部的冲突。还有人指出，很多冲突是因为历史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跟文明不文明关系不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亨廷顿讲的两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说的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美国的白人对少数族裔一直心存畏惧，总是害怕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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