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故乡的记忆中，有几种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虽经三十多年的芜杂岁月的淘沥，依然经久不息。比如小学校的钟声，从臭槐树上传来的铁皮喇叭扩音声，盲人老爹找孩子回家吃饭高而尖的呼喊，卖豆腐的吆喝声，夏天乘凉的说书声，一个上年纪的老人幽默的拉呱声，它们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带给我深深的情感烙印，有焦虑、畏惧，又有快乐、甜蜜和兴奋。
名筑摄
让人焦虑的校钟声。故乡是鲁东南的一个小山沟，在我童年时家家孩子多，一个不到三百户的小村子也能建一所小学。校址建在村西的梁子上，平了一大片地，一排校舍，院子兼了操场，操场周沿围了一圈刺槐，学校的铜钟挂在了一棵粗大的老槐树上，钟绳垂下来末端系在树干上。每当上下课，值班的老师便会解了钟绳，铛铛铛地敲响,满院子的小孩子犹如散放的鸭子地挤回各自的教室。有淘气的追着别班的孩子趁机手抓一下脚踢一下，随后猴窜回自班，末了再冲着气不过追来的孩子做一下调皮的鬼脸。
然而，这种平时的钟声频繁而寻常，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让我难忘的是睡意朦胧的早晨那清脆的自习预备铃声。居高声自远，校址处于村西高地，那铛铛铛的钟声在寂静的早晨格外响亮而急促，每听到钟声响起，我便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慌乱地穿上衣服，摸上书包就焦急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狂奔，唯恐在十分钟后的上课钟声敲响之前赶不到教室。
名筑摄
这钟声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的皮层，纵刮难去。即使现在我也还时常在梦中听到那遥远的钟声敲起，而我的眼皮沉沉，内心焦急无比地担忧上学的迟到。
醒来才发现，这只是个梦而已。但在当年，有一次却一梦成真。
我上小学四年级正赶上我国第一波下海经商潮，有个本村三十多岁的语文老师摁捺不住心中的发财梦，一冲动就辞职养蚯蚓去了，把我们这个班扔给了邻班老师代理。从此，这个脱逃的老师在调皮的孩子中便有了个“蚯蚓老师”的绰号。但不到半年有传言说这位老师碰了南墙，准备折回来接着教课了。就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学校敲钟复课。次日晨跑到学校，大槐树下那个拽钟绳的人正是“蚯蚓老师”！我顿时目瞪口呆。这样的巧合，至今不得其解。
名筑摄
让人畏惧的喇叭声。所谓的喇叭，其实是白铁皮卷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圆口，一个手持弯柄。离我家不远西北方向有一棵多岔枝叶繁茂的老槐树，每每早饭时分，村里那一个看青——就是看护村集体树林、庄稼的治安员大爷，就蹭蹭地爬到高高的树杈上，一手扶树一手持喇叭，声竭力嘶地喊起话来。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不得不就着他的训话和着玉米糊、瓜干饭一起填饱肚子。
“你以为我木（没）看着你？！你向（上）东岭砍了一捆松树枝子！”
“毛主席说要想银（人）不及（知），去（除）非己莫为！”
“西梁的玉米少了六个玉米棒子，我也及（知）道你是谁！”
“叫我逮着有你好看地！”......
遇到这个大爷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远远地躲了。他一只眼睛当年被抓去当伪军时受了伤，老是翻白眼，小孩子都怕极了。我们觉得全村的人都怕他，他是那么威严，看谁都象偷集体财产的小偷，那眼神看人就像鞭子抽过一样，扫得人全身发凉，仿佛他就是正义的化身。
很多年以后，我和母亲回故乡碰到了赶集回走的这位看青大爷，他和母亲高兴的聊了一路。他说他现在信主（耶稣）了，这是参加镇上的聚会。
“我的脖子上长了小瘤子，我就每天祷告，万能的主啊，叫它去了吧！你猜怎么着？果然以后就没了！”他说着这话，一脸虔诚。我第一次发现，他那白眼珠多的眼睛也不是那么凶狠，相反，在乡村小路夕阳的余晖里闪着很多柔和的波光。我暗自感叹，三十年的岁月沧桑真的能改变很多，甚至能颠覆性地改变一个人。
我蓦然想起，那棵高大的老槐树也早已不见踪迹，据说是被人砍了，是明砍还是暗砍，已无从求证，抑或无人肯说。
名筑摄
在老家故乡，在树上喊话的还有一位，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盲人父亲。他妻子也是盲人，家里一方面依靠他老母亲照料，另一方面年长日久他和妻子也适应了黑暗中的生活，屋里院内，每棵树、每块砖、每个锅、每个碗的的位置都捻熟在心，爬树早已不在话下。每当孩子们出去玩误了饭时，他就爬到院中的一棵又高又直的柏树上，四肢紧紧地抱住树干，伸长了脖子大声呼喊着自己孩子的乳名回来吃饭，直到听到院子的开门声为止。
小孩子们都被他们的容貌所吓，一听到他喊话的声音都立刻安静下来，躲到大人们的怀里。村里的大人不但不害怕，还经常带着慕名而来的外村亲朋到他的家里，干一件偷偷摸摸的事——算命。报了生辰八字，这位先生便口中念念有辞，一只手拇指飞快地来回掐着其余四指指肚，一番天干地支地推理，便将求者定了运格，指明出路。我母亲曾带了我的一个远房表哥来询求学之事，按照先生指点一举成功，以致成了先生十分灵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很想问下这位表哥当年真相，可惜一直未曾择机。
名筑摄
卖豆腐的吆喝声。村里卖豆腐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婆子使得一手好卤水，点得一箩好豆腐。别人一斤黄豆出二斤豆腐，她能出三斤。而且豆腐又白又嫩又好吃，村里旁人做豆腐都不及她。院子一盘老磨台，半夜里老爷子起来推磨，吱吱嘎嘎地响到天亮，黄豆就磨成浆了。豆腐一出锅，老婆子使个眼色“去吧！”，老爷子便得令般健步走到大街上，冲着还笼在雾中的小山村，一手叉腰，一手拢成喇叭状罩在嘴边：“液（热）豆腐唉——！”整个山村便在这吆喝声和对香喷喷豆腐的回味中苏醒过来。三三两两的妇女、孩子从街巷的雾里冒出头来，用葫芦瓢盛了或多或少的黄豆，换了一碗白嫩的香豆腐匆匆地赶回家，一家人吃着卷了蘸满青椒葱白的豆腐的红薯煎饼，真幸福啊！
起先，老爷子还在好时候，身子骨硬朗得很，喊起来中气十足，声若洪钟、气壮山河，响透小村的每一个院落；慢慢的上了年纪，声音开始短而急促；最后的几年，已经喊起来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其中还添了咳嗽的声音。大约我外出求学的时候，每天那曾经带给乡亲们无限向往的浑厚的男中音，连同那香喷喷的豆腐从山村彻底消失了。岁月无情，慢慢的就在不知不觉中带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只剩下一些碎片留给我们去回味。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豆腐。
名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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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爷爷的拉呱。村东头的二爷爷擅长讲故事，我们那儿叫“拉呱”。冬天的晚上夜长，饭后我的父母就着煤油小灯那微弱的光芒，把生产队里分的带皮花生拿出来，用软坪柳树枝拧成的八字形木钳巴嘎巴嘎地去壳。
二爷爷经常来闲坐，坐在我家的高脚凳上，佝偻着腰，一边吸着旱烟袋，一边拉呱给我们听。
“话说一个穷青年穷得娶不上媳妇，这天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掉沟里了，他心地好就上去救了。白胡子送给他一张画，画上有个俊识字班（美女），青年就把它挂墙上了，结果从这以后，青年下地回来锅里就有了热气腾腾的好饭。青年很奇怪，暗地里一看发现是画上的识字班下来给他做饭。这青年也不潮，上去就把画撕了，识字班回不去了，就跟青年过上了好日子。”
二爷爷的旱烟袋吸得烟火一明一暗，青烟在屋里缭绕，象仙女下凡乘的祥云。
二爷爷曾经照看过村西南野地里的技术队空房。他说曾在一个秋天的晚上，看见地里有个红光在移动，他过去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狐狸的尾巴，火红火红的，就像一根点燃的蜡烛。狐狸也不怕人，看了他一眼慢悠悠地走了。我问他，“二爷爷，你不怕吗？”“我才不怕来！我这么大年纪我怕啥！”老头子一脸豪气地回答我。“狐狸年岁多了会成精，人老了也成精，你二爷爷也是人精了。”母亲笑着打趣这位家里的常客。
二爷爷不怕，我可被他说怕了。
很多年后有次上班转车回老家黑了路，走到技术队那排房，我就想起来二爷爷说的红烛，一边四周野地里怯怯地张望，一边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一路跑回家衣服都湿透了。其时，二爷爷也早已作古了。
名筑摄
故乡的山沟，闭塞而单调，从信息到整个的生活。我最终已经走出来了。但那些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声音，却是我永远也游不出的湖泊。滴出一滴，黏连出一串，闪亮而鲜活。那黑铜的钟声，那槐树上的喇叭，那喊子回家的急切，那卖豆腐的吆喝，还有街巷的说书声，煤油灯下的拉呱，虽已三十多年过去，依然犹在眼前。
这就是现代人，走向城市的游子，回不去的故乡，走不出的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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