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IV Youthful Propagandism: The Westiminster Review
一、报刊投稿
密尔的青年时期（16- 24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社论、政论和一系列辩论中，并将其视为青年阶段最为令其最为获益匪浅的活动。
他提到当时自由讨论在社会上的可接受程度甚低，“讨论的自由在当时，不用说宗教上的，即便是政治上的，也和目前至少看起来与被理论上认可接受的界点相距甚远”。因此持有这样“令人讨厌”的观点的人为了能够自由表达，总得做好多次辩论的准备。当时密尔投稿主要向《纪事晨报》、《旅行者》这两个杂志，评论议会里面的一些胡话、法律的缺陷以及地方行政官员或者法庭做的坏事，当然还有一些书评。读到这里，有了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不知是否自己与政治界相隔甚远，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似乎政府的一些观点是不能被评论的，即使不小心犯了众怒，也只能发表一些浮于皮表的论调。而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更被灌输这样一种意识——不要去触碰这些危险点。“社论”一词散发着危险、激进的气息。不知这是时代的差异，还是体制的差异，还是学识和性别的差异。
密尔的父亲后来发表一篇《威斯敏斯特评论》一文，指出宪法彻头彻尾的贵族特征：“几百个家庭就决定了下议院多数人的姓名；把更加独立的一部分人——郡议员——完全等同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方便，这个狭隘的寡头统治国家让不同阶层分享了一部分权力；最后提到的是教会和律师业，他把他们称作宪法的两个靠山。他指出，这种结构的贵族团体的自然趋势是吧自己分成两党，一党掌控政府，另一党竭力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取代前者，占据支配地位，而规则的统治并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牺牲。 ” 贵族历来都占据了垄断的先机，由于身不在其中，对英国政府的职能变迁不甚了解，但这番评论确实激起了我对英国政府的兴趣——有机会很想进一步了解其如今又是如何。 而关于祖国历史上政府的职能评论又如何？此后《威斯敏斯特评论》被用作新创刊物的名字，该刊于1824年4月问世。密尔及其父亲，还有相当多志同道合的人都积极向它投稿。
J.S Mill
其实，对年轻人因为心中的“热血”、“正义”而对现实抱有比较激进的态度，wwowo's我尚疑惑——如何才更为妥帖？有些观点，若要表达，如果无力则失其效果，但又惶恐表达过于果决而显得智短。密尔倒是这样说过一句，“年轻人的热情决定了我们绝对不会再发牢骚上落后，结果害惨了两个编辑”。但是，毕竟参考程度有限。当时鼎鼎有名的李嘉图、边沁都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关注。如果今日要引起这些大牛们的关注，必须在学术会议和国际论坛上下功夫。后来，密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研究会，青年人们分专题逐个对逻辑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积累知识（阅读）、发表意见和辩论——密尔认为这一活动是他青年时期极为重要的，对其未来思维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说的我也有点向往辩论了，但作为一个社科学生，对于一些诸如“历史是普通民众写就的还是伟人写就的”这样明显具有两方面答案的辩题确实提不起兴趣，但是听他们辩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密尔对父亲的一段话，觉得描写具有罕见的温情和诗意——密尔早期的教育确实是带有否定情感的风格的，只不过此前他尚未见他独自发声，只看他讲述曾经教育经历。“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在交谈中就能精辟地阐述自己最精华的思想。他对自己高智商有着完美的掌控，语言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讲话时内心诚恳，充满智慧，这使他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善辩的谈话者之一。他会讲很多轶事，喜欢开怀大笑，与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个非常活泼、有趣的同伴。他的力量不但是、甚至不主要是通过传播他的纯粹精神信念来展现出来的：他的力量更通常透过一种品质的影响力来展现，此后我才学会去欣赏它的绝妙之处。他那种高尚的公德心和将大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胸怀，使得与他接触过的人心里类似美德的每一个萌芽都得到温暖，有了生命。那些目标相同的人以精神支持，通过对理智力量、总体的改良进展以及个人通过审慎的努力可以行善的坚定信心，给他们当中怯懦或意志消沉的人以鼓励。”人生中同样遇到几位这般恩师，虽然没有抓住足够多的先机向他们多学习，但已然收益颇多——但总觉得多多益善。
二、逻辑与情感
对于妇女选举权力的讨论这一条引起了我的关注。须知，英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在经历长期的斗争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才有了起色——欧洲许多国家的妇女选举权都是在一战之后才落到实处。英国政客雪莉-威廉姆斯认为正是因为四年的一战才最后迫使英国政府赋予英国妇女选举权。她说：“你只需要看一看一战征兵的规模就明白了。实际上，当时只要年龄在17到47岁的男子几乎都被强制征兵了。这就意味着数万个职位得有人去填，而且只能由妇女去填。因此，这是最后迫使政府改变的一个因素。因为一直到那时，政府对妇女选举的态度一直是否定的。只有工党还好些，工党当时刚刚成立。但保守党和自由党对妇女参加投票选举的态度非常敌意，尤其是当时执政的安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 1918年，英国30岁以上妇女获得选举权；至1928年，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 在密尔的自传中，大约在1823年的时候，密尔提出对父亲主张不给予妇女选举权——“因为她们的利益和男人是相同的”——的决然反对，并认为“妇女的权益包含在男子的利益中恰恰像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面一样，任何人享有选举权的现有理由都要求妇女不应被剥夺选举权”。
英国妇女选举权之母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我对他们的远见表示非常敬佩，但他们大抵也是明白，光有先知是没有用的吧。而或许，我猜想，更大的可能是这批年轻人的结论更多是得于逻辑推理，而不是出于认识到社会上女性在情感上和社会生活上具有获得选举权的必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以往他所受的教育，更多教会他的是逻辑思辨，“对我心目中人类福利的热心是我最强烈的情感......但在那段时期，我基本上只热衷于思辨性的观点。这种热衷之情并没有根植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或者根植于对人类的同情，但我的道德保准中由它们应有的位置。”虽然有最后一句话，但我对这样的态度还是不支持甚至感觉乏味和反感，这般的逻辑推理，人工智能或许也能够做到。
密尔在思想开始“独立”于父亲的影响之后，也意识到以往教育的一些弊端，“父亲的教学往往低估了情感的价值”。我对父亲得出这一人生经验的过程亦非常感兴趣：“ 他认为不需要单独考虑感情，如果关注好行动的话，情感就一定会充足。在道德和哲学论战中，情感经常被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辩护。而现实中，对人类幸福产生危害的行为被说成是情感需要，一个有情感的人的品格却遭到唾弃，而父亲认为这本应归罪于行为，他确实没有耐心去赞赏情感，只是在评价别人或议论事情的时候偶尔提起过它。我们还发现所有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观点，都经常因为情感原因而受到供给。效用被指责为冷冰冰的计算，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无情，控制人口学说被认为是对人类自然情感的排斥（确实认为如此，但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如今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尽管我们完全认可无私的人爱和对正义的热爱是至上的美德，但是我们没指望人类通过直接按照这些情感去行动，从而获得新生，而是期望通过用经过教化的治理的影响，来教导他们摆脱自私的情感。 ”不过后来密尔自身也对边沁这般“机械”功利主义最终能够成为改进人类行为的常规方法表示怀疑。
功利主义者曾经认为——他们是诗歌的敌人，边沁本人也常说“所有诗歌都是错误的表达”（如此看不同世界观之间差距实在极大，对诗歌如此，放在以往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的）。在爱因斯坦喊出那句“想象力远比知识更重要”之后，一直以为想象力在普遍意义上（理论上）应当是广受推崇的，倒不想功利主义对诗歌和想象力会如此低估。据密尔说，虽然他完全无视诗歌和散文中的情感“作为教化情感的方式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但自己“总是很同意受到某些情感的感染”（可见情感的力量是无敌而迷人的）。在他功利主义思想最为狭隘的时期，据说蒲柏的长诗《原人篇》以及许多哲学人物的自传中获得了许多具有价值的诗歌文化。（好像懂了这批人，连诗歌和情感都选择要从最晦涩的入手，如若尝试一下民谣或许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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