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爱兵回忆录1.2我的世家·我的祖父和父母亲

曾爱兵回忆录1.2我的世家·我的祖父和父母亲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曾公，字公爵，号槐三。他生于1881年。怎么来形容他老人家呢？青年时代我看过一部中篇小说，叫《无望村的馆主》。我的祖父很像这位“馆主”。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不尽相同，应该说，他是一位仗义行侠、玩世不恭的破落大家庭的大少爷。我们呼祖父为“嗲嗲”（diadia）。这种叫法是湖南的叫法，这说明我们的祖辈来自湖南。

从我的曾祖父开始，家道中落。祖父同祖母结婚后，因为祖母家境很好，祖父就迁住宜宾城。

祖父育有三子三女。我的父亲排行第五。大伯父很年经时从横江乘船去宜宾因翻船事故而早逝。二娘嫁给横江的一位姓佘的太医，生了表妹永华，二娘在文革后期在我父亲家中病逝。三伯父有三子二女，他本人不幸在1953年辞世。四娘和六娘我从未见过面，也不知道有关她们两老人家的些许情况。

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祖母。据母亲讲，祖母是因吃补药过量而过早离开了人世的。

我出生后，祖父给我取的名字叫曾智熙，可是，我自已从来没有使用过。我的二弟小我一岁半，祖父给他取的名字是曾义熙。以后出生的弟妹，祖父便没有给他们取过符合字辈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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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重男亲女的封建思想非常严重，他说，要不是看在我母亲生了“大蛮子、二蛮子”（指我和二弟）的面上，我母亲就没有资格上桌子吃饭。对此话，我母亲耿耿于怀。我和二弟也是不许上桌吃饭的。按照祖父的逻辑，小孩子也是没有资格与大人同桌用餐的。我记得，大人们吃饭时，我和二弟则坐在天井里仰望天空。

我只是在六岁多时回宜宾见过祖父。相处只有几天，出吃饭不准上桌外，对他老人家就没有更多的印象了。

祖父一天到晚都是坐茶馆，解放后他的生活费用主要是父亲供给。父亲很耽心，怕他在社会上乱说话、犯错误。

祖父1951年春天去世。为哀悼祖父，我平生第一次戴青纱。祖父享年70岁。

1942年，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为祝福祖父六十二岁寿辰，父亲从江西景德镇为祖父烧制了一块磁像，上书“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三日为曾公讳公爵老大人六旬晋二寿辰” 落款是“男崇禄孙智熙、义熙绘祝”。这块磁像60多年了，只是檀木架子没有了，我还保存着。

这块磁像真的烧制得很好，好在祖父的画像维妙维肖。可是，解放后，三伯父见到这块磁像后彼有微词，认为这磁像上没有他老人家的名字，这是父亲想一个人称“孝子”。父亲深感委曲，因为当时抽壮丁非常厉害，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如果磁像上烧上两个壮男的名字被有关部门知道，父亲被当着壮丁抽去，岂不麻烦。不管怎么说，这块磁像作为我们家中的历史文品物和艺术品，我将永远好好的保存。

祖父从不理家，整天在茶馆里谈天说地、悠游自得，便无“家”可言。我出生时，我祖母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就没能降生在我的祖父的家中。

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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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德修，原名曾崇禄。出生于1911年 11月12日。

由于祖母早逝、祖父极不会理家，父亲少年时代就从回龙场去到宜宾城里。他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学校介绍他去当教师，可是嫌他人矮便未能执教。 父亲的个子不高，同我差不多，要说矮也说不上。

父亲（1942年）后来父亲经人介绍就到宜宾的绸缎铺、杂货铺当店员。工作都不稳定。过后，宜宾宝元通商号招收学工，父亲前去应聘被录取。从此过上了稳定并迈向富裕的生活。

我父亲从青年时代进入宝元通后，就立誓“老死宝元通”，他的一生便同宝元通密不可分了。宝元通是个大题目，我打算另写专文并向社会介绍宝元通，因为它不仅是我们四川重庆商业企业的骄傲，而且堪称民族资本企业的一面旗帜、股份有限公司规范化的典型。现在社会上正在掀起一股宣传近代晋商、徽商的热潮，却渐渐的将我们现代著有成效的川商、渝商遗忘。我作为宝元通的子侄、宝元通的后代，缅怀宝元通当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我就对不起宝元通曾经对我的养育和给予我的富裕的生活。这里，回忆我父亲，只得先简略的说一说宝元通了。

宜宾宝元通商号是一家综合性的百货公司。“宝元通”三字是从古代铜钱“开元通宝”倒读过去取三个字而得名的。宝元通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由宜宾的萧则可、萧雨声兄弟、熊荫村、熊郁村兄弟和大地主王镜初等集资筹办的。他们都是瓜葛亲戚。商号的生意做得很好，发展很快。迅速扩展到了重庆、成都、泸州等地。重庆的分号叫“宝元渝”、成都的分号叫“宝元蓉”、泸州的分号叫“宝元泸”。

上世纪40年代初，宜宾宝元通商号决定将总管理处迁往重庆，商号更名为“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为总公司，各地为分公司。因此，宜宾宝元通就更名为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公司，成都宝元蓉就更名为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泸州宝元泸就更名为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到全国解放时，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昆明、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建立了分公司。同时还开办了重庆新生牙刷厂、成都宝星纱厂、香港宝星纱厂、重庆宝星印染厂、云南下关沱茶厂等等工厂。另外，全资创办了合众轮船公司、联一公司等等。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元通公司或宝元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资本企业，它的公司章程中明白的拒绝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进入。它也是一个大型的民营集体所有制的非常规范的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它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川南宜宾发展到全四川，发展到长江沿岸，扩展到国外。成绩是骄人的。

宝元通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民主的。它的宗旨是“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公司里每个职员都是股东，每个职务（包括总经理）都是选举产生。

全国解放后，私营企业都是通过“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溶入公营体系的。宝元通公司却不是这样。重庆解放后，宝元通公司经与当时西南区最高当局商谈一致，整体“转向国营”。由民营企业集团转变为国营企业，这在全国恐怕是仅此一例。

这说明了党对宝元通公司的高度信任。1950年初，当时西南局邓小平政委对宝元通的高层人员讲，现在转向国营了，你们要把大宝元通办好！小平政委的讲话对宝元通公司是多大的信任和多大的鼓舞啊！

刚进入宝元通时，父亲只是一个学徒工，工资五毛钱一个月，还得上下门板，俗称“liao门板”（“liao”** **是四川话的土音，相当于普通话“扛”的意思）。当时店铺的大门是由一块块木板组成，开店门时一块块的撤下，关店门时又要一块块的镶上。门板很重，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繁重而低级的劳动。我父亲很勤奋，没多久就当上店员了。

在公司内被逐级提升。我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生，进入商业行业后发奋自学，学会了会计和审计。最后在公司内当上了审计部经理。宝元通公司有四大部：人事、审计、业务、总务。

在宝元通工作的人，一但你转正当上正式职工（店员）以后，公司就会从你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一部份作为你入股的股金。在宝元通工作工资并不高，可是在生活福利上却是异常的好。每个职工又是股东，既是丘二，又是老板。

生活福利好，吃穿不要钱，又有工资，年底还可分红。每个职工只要工作，升迁也有望。因此，他们从心底里提出“老死宝元通”，即为公司努力工作的决心。当然，公司对职工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不准营私舞弊、不准贪污受贿、不准买田置地，甚至不准加入任何党派。

父亲1937年同母亲结婚。我1938年底出生时父亲已被调到重庆宝元通的总公司工作。怕母亲生育无人照顾，父亲便叫母亲到为人老实忠厚，可以寄妻托子的阿公阿婆家去生下了我。

我出生在全面抗战的第二年。父母异地而居，父亲对母亲非常牵挂。当时战事正如火如荼。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要支援前方。支援的最直接形式就是参军上前线。

四川的抽壮丁是特别励害的，三丁抽一、两丁抽二，无论贫富都不得违抗。父亲也在被抽之列，而且确实被列上了当壮丁的名册。据父亲讲，他还去参如了训练。父亲想尽办法摆脱征兵，都未能办到。

父亲当时已是公司的业务骨干，在公司的支持下，父亲向社会贴出告示，愿出200块大洋请人顶替兵役。200块大洋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无人响应。母亲生产在即，真使人心如火焚！在摆脱兵役无望的情况下，父亲写信给母亲说，看来非得上前线，战争残酷无比，一上战场，生死未卜，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了。

他嘱咐母亲，如生下儿子，可取名“爱兵”，生下女儿，名字你们就随意取吧！我的“爱兵”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以后弟妹的名安字就跟随我已用上的“爱”字取下去，他们便是爱民、爱琼（出生后不久就生病去世）、爱芬、爱芳、爱农、爱渔、爱英、爱工、爱群。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没有当兵的历史，我曾问他怎么没有上前线呢？他说他也搞不清楚，莫名其妙的就不了了之了。可能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有多少事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吧！

在1940年二弟爱民在宜宾出生后，大致在1941年，我两岁多三岁时，母亲带着我和二弟来到重庆，我父亲自已的家此在此时此地才真正在重庆建立起来了，从二弟到十弟便都是诞生在自已的家中了。

宝元通转向国营后，公司在国内的商业活动便全部结束了。可是公司在香港的业务，公司的工业方面的业务、公司与别人合资的业务一时还结束不了。宝元通公司便成立了一个留守组。我父亲成了留守组的一个成员。

1955年，全国范围的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好完成后，在香港的业务短时期内也无法了结。1957年上级安排，宝元通留守处的工作交重庆市百货公司代管，全体人员到国营公司工作，我父亲被分配到了重庆市百货采购供应站当一般办事员，工资却保留原工资112元。这个数额比站内最高领导党委书记的工资还高，既未升、也不降，直到父亲去逝。**

父亲在30岁前不吃烟，不喝酒。可是后来对烟酒的嗜号都很浓。尤其在他的晚年，当时文革才结束，家中经济条件极不好，父亲便抽价格极便宜的叶子烟，唱老白干酒。他平时又没有生病。可是1978年12月4日，在晚饭时，突然昏倒在桌下去逝。当时只有八妹在他身边。父亲享年67岁

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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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余淑华，原名余永素。1919年4月18日出生于宜宾市大运村。大运村以前是农村，是宜宾市的郊区。解放后，宜宾市的火车站就修在大运村，现在大运村已完全城市化，同宜宾联接融合在一起了。

我的母亲如她的名字美丽且淑慧。我怀疑父母使母亲（1942年）用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曾德修”和“余淑华”，这两个名字真是大方而且内含丰富，男姓名刚毅、女姓名柔美。我这样夸，确实是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家境恐怕不好。外祖父很早就去逝了，外祖母又没有工作，母亲有一个长兄和一个幼弟，即我的大舅和么舅。大舅我没有见过，只听说他很不争气，自已离家出走后便消失得再也不见人影了。么舅年纪小，我出生时，他才十岁。母亲婚前渡日是很艰难的。听母亲说，外婆不准她们穿着衣服睡觉，怕衣服被蓆子磨坏。从这里可想见母亲家中生活节简和艰难。当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外祖母就是由我父亲瞻养了。由于外祖母家境不好，农居的生活条件又差，母亲就不便于在自已母亲家中生产了。

外祖父在六兄弟家中排行第二。他们六个人本身是兄弟，因此六家人往来就很亲密。他们的子女依传统实行大排行，这样排下来，我母亲行九，比她大的叫她九妹，比她小的称她九姐。现在，母亲姊妹中，只有满娘还在世，满娘可能是十三娘。她老人家可能接近八十岁了。按大排行，当今，我的舅父们只有两位在世了，他们都是我的么家公（即六家公，我们叫外祖父为家公）的儿子。也分不清大排行了，我现在称他们为大舅、二舅。大舅余受之（余永昌）、二舅余永忠和满娘是我曾余两家当今在世的最高长者。

余家的姓氏来源也是很古老的。据传中有四种来源：一说是大禹后代；一说是秦国名臣由余后代；一说是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一说是系铁木复姓所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出自铁穆氏宰相之家。母姓同父姓一样，对我是同样重要的。俗话说，我有“五十根头发姓余”，意思是我的一半姓余。人人都是一样，都有一半应是母姓。

我对余姓的关注亦如我对曾姓的关注。可是，我外祖父故居地宜宾大运村，早已城市化了，而且余氏在这里集居的先辈族群没有曾氏族群在宜宾回龙场那么庞大，因此对其世系就无从查考了。这对同样是作为余姓后代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憾事。

但是，解放前，外祖母来重庆同我们一道居住在火麻巷宿舍时，在给我们摆龙门阵（讲故事）时曾讲到，余姓的祖先是打铁的铁匠，姓铁，后来改姓余的。这是乎说我母姓的余姓来自上面提到的第四种说法。若真是这样，便是少数民族了。姓氏本无贵贱。真是少数民族，不亦乐乎！余家的字辈在全国没有统一的排序，也不可能统一。宜宾余氏的字辈怎么排，我也无从知道，只知道母亲是“永”字辈。

同一个姓的人之间理应有些亲切感，必竟如俗话所说“三百年前是一家嘛！”因此我对余姓的关注也象关注曾姓一样。比如，当今社会上三位余姓的名人：余秋雨、余华、余杰我都喜欢。尽管余秋雨和余杰论战不断。《文化苦旅》《米》《香草山》等等都是我现在很喜欢且加以收藏的作品。

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缀学了。她的字写得一般，写信简洁通顺，可是特别喜欢看书。她的看书当然是休闲式的，解放前，她看遍了流行小说即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诸如王度庐的《铁骑银瓶》、《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顾明道的《荒山女侠》，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等，母亲都看过。这些小说每一部都有许多本，比如《蜀山剑侠传》就有四十本。出版商不是一并出版完了以后才面市，而是印出一本便到社会上来销售一本，作为忠实读者的我母亲常常是出一本看一本，租得到就租，买得到就买。解放后，她也不断看新的小说书。

母亲的爱看书对我当然有影响，但是，年幼时，学校认为学生不应该看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便没有看这两个门类的小说。青年时代，杂志上向我们开列的众多的读书目录中，也未见有一本录入，我便无从涉猎武侠和言情两类作品。现在大家思想都解放了，武侠小说因金庸大师的努力，被人们提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我却偏执的认为它不类，因此，对其始终爱不起来。

对于言情小说，我却开了禁，从鸯鸯蝴蝶派代表张资平到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的作品，我都找来读了一些，这些作品贴近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故事婉转、情节优美，它们不随时代主流而动。

解放后，母亲很想参加工作，她去就读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因为儿女太多而使她就业未成。因此，母亲终身未到任何一个企事业单位参加工作。她生了十个儿女，养育了九个儿女（三妹爱琼，在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样众多的子女，对她的身心的巨大拖累可想而知。实事求是的说，母亲持家并不严谨，但她却能做一手好菜，编织毛衣的技能也特别高超。

母亲特别喜欢看川剧和京剧。当然川剧看得特别多。由于母亲受到小说和戏剧的熏陶，她老人家的语言特别文雅、幽默。有时吵骂子女都是引经据点，绝无半句粗话。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母亲体罚和打我和弟妹们的记录，对我们全是说服教育。比如，有次母亲吵了四妹，四妹在一边哭泣，母亲就说：“哎呀，打了梅香，丑了姑娘，不要哭了。”“梅香”是戏剧中常出现的丫头的名字。

父亲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繁忙的，他始终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解放前后都是这样。因此，在家中我们兄弟姐妹同母亲的接触就特别多，母子关系就特别密切。况且我的地位特殊，我是母亲的长子，母亲只大我十八岁，不出老，我却常是很 “老坎”的。在我参加工作后，同母亲一道会见新朋友，别人常将我们认为是“姐弟”。在对今后岁月的回忆中，母亲常是密不可分的。

母亲平生最能干的手艺是两门，一门是烹饪，一门是织毛衣。她做菜时是非常讲究色香味，能做一手很好吃的宜宾味的菜肴。在宜宾菜系中，有一道菜是用“臭千张”做的。所谓“臭千张”，就是将鲜豆腐干皮捂到生 “霉”并发出臭气。用它来做烩菜，或是用少量放在肉片汤里，其味鲜美异常。可惜，现在失传了。但是作为传统菜在宜宾的菜市至今仍有卖的。在宜宾菜系中，运用宜宾特有的芽菜，母亲可以做出许多美味可口的菜来。在有些菜品制作中，要放一些醪糟在里面，可是在困难时期，不要说醪糟，就是白糖也买不到，炒菜要放一点，母亲便叫我们去找一块水果糖，用水溶解后来取代，由此可见母亲做菜时对着料配制的注意和考究。

由于菜好吃，便要多吃些饭，因此父母和弟妹们发胖的居多。可是，母亲不吃大蒜，认为蒜的味道不好闻。她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当然大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对于这个禁忌，弟妹们都没有尊守，我却坚持至今，总认为味臭难闻。

母亲织毛衣确实有一手很好的技艺，大跃进时期家中不准有闲人，街道组织家庭妇女成立了织毛衣组。后来，困难时期，家中经济紧张，母亲和四妹、五妹一道，母亲织腰身，两个妹妹一个织一只衣袖，一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换取劳的费来补贴家用。母亲的毛衣不但织得快，而且花样好看，因此很多人找她织毛衣。他常是一边看书，一边织毛衣。

母亲平时很少生病，她生前没有住医院的病史。母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天，生了一点小病，后来病情突然加重，十弟将她送到医院时，还没来得及救治竟撒手人寰了。

母亲于1998年×月×日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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