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脚步走得很快，城镇化建设推到了老家。妹妹说：“老家来电话了，咱们村要拆迁了，需要回去签个字。”我问：“给多少补贴？”“没几个，二叔说他在房子整修上花了钱，得拿一部分分成。”我心里特别别扭，多少年过去了，他们的脾性永远没有改，即使已经接近耄耋之年。弟弟继承了父亲的遗风，对待亲人从来不争，永远无条件退让：“给多少是多少，不问不吵，老家人代签了就行。”他可曾想到，建那栋老屋时，几乎耗掉了父亲半条命，母亲受了多少委屈，老屋里有我们不可磨灭的童年回忆。
曾经我们寄居在奶奶家的三间偏房里。
偏房建在院子的正中间，坐东朝西，冬天西北风呼啸而来，直灌而入，滴水成冰，母亲只好在门外遮上厚厚的草苫子。如果再有雪，风穴着雪堆积在门前，一定能把门埋到半截。夏天炽烈的阳光，在下午两三点开始直晒，好在这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人，母亲天天长在地里，我带着弟妹躲在大树下，最好的避难所是一里外的姥姥家。舅母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一群吞吃桑叶的蚕，心里十分排斥，脸色也极其难看。
东屋突兀在大家庭的院子里，屋后是祖父母的院子，里面种满了茄子、辣椒、黄瓜和西红柿，可是我们只有看的份，不能随便踏入，无论哪个人手贱，摘了瓜果，二婶子一定添油加醋的扇风点火，奶奶则暴跳如雷，迁怒与母亲，可怜的母亲往往刚进院子，还来不及洗把脸做饭，就受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母亲从来不争辩，因为奶奶后面跟着小叔，他的眼竖着，恨不能找茬揍她。因此我对弟妹约束很严，坚决不惹事。
父亲是顶没用的，在祖父母面前永远无条件服从，退让。父亲回家先进祖母的门，一个提包鼓鼓囊囊的，转身再进自家门，里面空荡荡的。妹妹也是个没用的，悄悄站在祖母的门口，可怜巴巴的看着二婶家的孩子，与小姑姑们分享快乐。我爬上炕去拿，祖母把东西推的远一些，气呼呼的说：“就这孩子最淘气。”我理直气壮的说：“我爸爸带来的，我爸爸买的。”闹得很了，父亲一把抱着妹妹，一手牵着我，到镇上买包饼干哄哄。我知道奶奶的炕头上还有白糖和红糖，甚至糕点。祖母坐在院子里骂：“一群丫头片子，宠的没大没小的。”她没有预料到后来是这些丫头片子，时时惦记她。
东屋的前面，院子的边缘，母亲种了菜，贴补家用，因为空间有限，没有瓜果。二婶不用干活，她一连生了俩儿子，待遇好的很。每天坐在门口看风景，指挥她儿子欺负我们。
弟弟出生以后，我们的腰杆也直了，我们家也有男丁了。想当初我生人时，祖母要母亲和二婶子把孩子换着养，把她的大孙子抱到母亲的炕上，把我抱进二婶家，理由是丫头片子赔钱货，有口饭吊着死不了就行。父亲不敢公然反对，背地里支持母亲把我抢回来，自己抚养，他深知养别人家孩子，终究费力不讨好，自己孩子受多少委屈，也无法做主。
由于忤逆长辈，母亲在家族中的处境更加尴尬，仿佛大逆不道，挑战了家规，处处受他们排挤，找茬修理。妹妹出生以后，母亲更是雪上加霜。祖母恨恨的说：“小子小子成对，丫头丫头成片。”母亲把妹妹抱在怀里，从来不嫌弃，父亲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玲玲。弟弟出生后，保持沉默的爷爷脸上有了笑容，把弟弟宠的超过了任何人，奈何大家庭的生活秩序已经固化，很难撼动，母亲依然处在生物链的最低层。弟弟能扶着方凳站着时，爷爷把碗放在他前面，让他自己进食，弟弟把饭粒洒的到处都是，奶奶养了很多鸡，围着他抢食，他把凳子一推，正好砸死一只雏鸡，奶奶暴跳如雷，转过天井，把母亲骂的莫名其妙，祖父则捡起可怜的小鸡，在灶堂里烧熟，一点点拆了，喂进弟弟的肚子，祖孙两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闻窗外事。
父亲要转业回地方了，想当初他参军的时候正值生活困难时期，很多村子里都饿死了人。祖母为了多挣几个公分，迫使他放弃了学业，回村做了会计。父亲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校长、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惋惜，大家轮番做祖母的工作，让父亲复学，但最终都失败了，父亲的好朋友哭着走了。父亲心里肯定不高兴，六三年下了大涝雨，仅有的庄稼泡在水里，全家人都在奋力抢救，父亲一个人在屋里看书，无动于衷。祖母无奈，为了拴住儿子的心，费劲心思通托人给他说亲成家，希望他安定下来，不在心存幻想。两年后父亲还是走了，很坚决，从此祖母就对母亲很失望，处处迁怒与她。
父亲走后，二叔挑起了家庭重担，他只有十六七岁，跟着大人们走益都、张店，用大豆换地瓜干等，贴补家用，吃尽了苦头。家里孩子太多，劳力太少，二叔也错过了油田招工的机会，做了一辈子农民。我想祖母偏心二叔，情有可原。
父亲到了部队，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一月有八块钱津贴，除了买牙膏、香皂等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寄给祖母，贴补家用，祖母的怒气才稍稍缓解。第一次探亲假回来，把自己外套里面的衣服全部脱给二叔，空身回了部队，后来父亲的军装只有外套是新的，里面的内衣补了又补，新衣服全部寄回家，给弟弟们遮风挡雨。
因为贫穷和家庭负累，父亲是孤寂的，从来不参与战友聚会等社交活动，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字。因文笔出众，被指导员看中，做了文书。父亲虽然穷，但为人正直，热情，也有几个生死兄弟。
文哥期间，部队开拔到南方，参与了派系战争，其中一位好友，头部中弹身亡，当时父亲就走他左侧，如果子弹稍稍偏左一点，走得就是他。后来部队撤退时，潜伏在稻田里，补给迟迟不到，战士们只好喝稻田的水解渴，纷纷病倒，急性痢疾，父亲也不例外，差点丢了性命，在医院里淹留了一年多。父亲不漏一个字，唯恐家人担心，祖母直骂他忘恩负义，不顾家人死活，一个人在外享清福。
文革以后，响应党“在知识分子里面掺沙子”的号召，父亲在江西南昌电视台工作，部队允许家属随军，父亲试着写信回家，把我和母亲的户口迁走，祖母大发雷霆，坚决反对。认为把我们放走了，他的大儿子从此就游离了原生家庭，不在受她约束，不会对家庭倾尽全力付出，就白养了，就成了白眼狼。
无奈父亲只好申请回调，先到利津县医院干了文书，后又到了法院工作，每个月工资刚刚领到手，还没有捂热，祖母的信使小叔已经在门口等候，农药、化肥等各种明目的开支罗列开来，几乎耗尽父亲所有的收入。
小弟出生以后，光靠母亲辛勤劳作和外祖父的接济，我们四口人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父亲开始多多少少拿钱养家。祖母对这种局面又气又无奈，找茬找的更是花样百出。一次借口母亲顶撞她，先破口大骂，后採着母亲的头发殴打。父亲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带着弟弟们如何虐待妻儿，目瞪口呆。我奋身而出，护住母亲，挨了祖母一记耳光，脸上留下了五个血红的手印，那年我六岁。从那时开始，父母开始积攒力量，搬出老宅，自立门户。
七九年秋天，宅基地批下来了，母亲开心的脸上铺满笑容。整个冬天，父母都在为建新房反反复复的做着预算，愁容满面。
别人家盖房自己脱坯都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我们只好外包，除了必要的费用，还要管一顿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没有标准，也不能太差，脱坯可是苦力活，吃不饱肯定干不好，干不快，遇到阴雨天，自然全泡汤。当然每一顿饭也不能少了奶奶那一份。奶奶正生着气呢！小叔还没有结婚，大儿子怎能自立门户，老二家可以，老大家不行。
地基终于打好了，父亲找了人拆旧屋，想把那些旧砖头，檩条，用到新房子上，奶奶在院子里撒了泼，那些东西是老辈人留下来的，必须留下来给小儿子盖新房用，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干活的人暂时歇工，满市场上找砖和檩条。新房的开支远远超过预算，父母被逼近进退两难的维谷。
新房上梁那天，家里断了粮，父亲做在屋山上拿虱子，疲倦的面容上胡子拉碴，像个落魄的乞丐。母亲蹲在地上蓬头垢面，满脸无奈，祖母的缸里有救急的粮食，他们都知道，都不敢去开口，开口也没有用。父亲把衣服披上，走上讨米的路上。
新房终于盖好了，管不起乡亲们饭，我们自己上细泥，人家新房的墙面上平滑漂亮，我们家的沟壑纵横，高低不平。不管怎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过度劳累，生气和失望，逼得父亲身心疲惫，撑到搬进新房后，一病不起，父亲得了冠心病，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一年半，几次病危，差点丢了性命。祖母把罪过都记在母亲头上，认为母亲就是喜欢折腾，害了他的儿子，自己一点愧疚也没有。
父亲出院后就开始单干了，母亲在坝东的地里种了大片的杂交高粱，在同兴农场的地里种了花生大豆，河沿上开荒种了大片棉花，几乎长在地里，靠着那些顽强生长的庄稼，我们才还清了沉重的债务。然而，长期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慢慢摧残着她的健康，尤其是膝盖磨损厉害，后来几乎无法正常行走，常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当母亲躺在手术台上，清洗岁月沉重的负荷时，我在门外热泪盈眶，生存的压力把只有一米五多点的母亲，一点点打造成生命的强者。
老屋承担着痛，也造就着快乐！父亲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蔬菜、瓜果，我们不用馋巴巴的望着别人家的孩子大快朵颐溜口水，不用担心祖母无端的指责，二婶处心积虑的挑拨离间，债务还清了，我们家的春天也来临了。
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听父亲讲聊斋。数着杏子和桃子成熟的日子，火红的石榴花开的正艳。母亲用蒲扇为弟妹赶着蚊子，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是老屋最美的青春，最有活力和嚼头的日子。
后来，我和弟弟相继离家求学，妹妹结婚生子，老屋也开始变得老了。父亲单位集资盖楼，家属可以转成非农业户口，这对我们来说是上天给予的厚待。祖父去世后，祖母老了，依然厉害，在我们家门口坐着，放言给父亲说：“哪里也不能去，去得带上她，上天也要撮着小尾巴。”生活让祖母深刻的体会到，除了父亲，她谁都靠不住。我无法想象父母与祖母同居一室的尴尬，父亲也不敢尝试。老屋却因此避免了被遗弃的机会。
祖母去世后，父母也老了，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随我进城生活，老屋孤孤单单的留在那片土地上，我主张卖了了事，父亲坚决不同意。
邻居房屋紧张，提出租用，母亲感念他家多年的帮衬，免费提供居住，只有一个要求，每年泥一遍墙，别到了就行。
后来，带儿子回去一次，孩子哭的厉害，姥爷的枣林没有了，那里曾经有他难忘的快乐！桃树，杏树都没有了，邻居把它们清除后，种了一地棉花，老屋已经面目全非了。
那年二叔得了怪病，发烧、糊涂，附近医院到处看了，也没有定论，找到小弟。小弟动用所有的人脉资源，找了各科的专家会诊，终于拣回了性命。然而父亲却突发心脏病猝死，永远回不来了。二叔的病来的怪，去的也怪，父亲去世后，一点征兆都没有了，母亲常说救了人家的爹，丢了自己的爹，冥冥中好像俩人争着一条命，输的永远是父亲。
邻居搬走后，老屋闲置着，我一直想用空心砖翻盖一下，一直没有行动。父亲去世后，我与老家的感情越来越淡了，老屋沉到记忆深处。
一天，从来与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二叔打电话过来，求我做个中人，做做母亲的工作，让他们搬进我家老屋去住。二婶的脾性与哪个媳妇都待不上来，只得出来躲气。二叔心里知道母亲不待见他们，他们前面的矛盾太多了。我非常为难，权衡再三，决定让母亲自己拿主意。
母亲老了，恩怨都成了过往，竟然很快答应了，经过岁月的洗礼，母亲活成了佛的模样，更加让人心疼。堂弟希望我整顿一下老屋，再交给他父母去住，我拒绝了，他们包了铁皮，整了院子，老屋更加面目全非了。
如今，要拆迁了，二婶以此提出分一部分赔偿款，我心里别扭，想与他们理论一番，母亲却非常大度，给他们吧，一辈子不容易呢！小弟也主张给多少拿多少，既往不咎，我只好闭嘴。按着乡约，老屋的继承权归小弟的，决定权归母亲，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老屋的使命要结束了，回去看看吧！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告别青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