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荀子·性惡》

在荀子那里，“圣王”和“礼义”是国家的另一种说法，“国家为什么必须”乃根源于人之性恶。这样，在“礼义”和“国家”的关系上，我们从荀子的说法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礼义不是“天之就”的人性的自然流露，礼义同时也不是超乎政治国家之上的产物。恰恰相反，政治国家的存在反倒是礼义得以可能的前提和保证。换言之，只有在政治国家的状态下，一个性恶之人才有可能变为“善人”。

在荀子看来，“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由此观之，无论是政治秩序的重建还是道德秩序的实现，“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