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的速度常常令人难以想象，1976年天摇地动，我们一下子失去了三位伟大的建国领袖，来到金色的十月四人帮突然就倒台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到了年底，我们知青点的明山和毛孩两个人参军去了北京，我和弟弟继续在马范桥劳动。 这一年，小妹妹也高中毕业了，由于身体长期有病不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按照政策就办理了有病留城的手续，并在工厂的子弟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1976年底修武县农机厂也对知青招工，我们知青点上有两个指标，由于是在修武县工作儿不是回新乡市，就没有人报名，最后弟弟和京官去农机厂当了钳工。弟弟年龄小，在村里不愿意好好的下地干活，还和村里的年青人打架，即使有了招工名额肯定也轮不上他，和爸爸妈妈商量决定让他先离开农村再说吧。京官是因为队里卖公粮时，他押车坐在粮车顶上，过粮库大门时被挤压造成颈椎骨折，尽管治疗复位效果不错，却也不能做强体力劳动了，只好先到县农机厂工作。1976年底我们知青点走了四个剩下了十一个人，知青宿舍往日的喧闹变得寂静了不少，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并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还清楚记得是我的朋友海燕从上海写信来告诉我了这个消息，让我准备复习，我却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两个凡是还未突破，白卷英雄张铁生的阴影还在。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而我们消息闭塞的马范桥知青还都在农田里收秋种麦埋头劳动，全然不知。10月15日我们知青点的带队干部换了人，为了欢送和欢迎两位带队干部的交替，我们全体知青还去了修武县城照相留念。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则消息让密切关注高考的人们雀跃不已。这时妈妈也写信来让我回家复习功课参加高考，里面还附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
我还在犹豫着，真的能按照考试成绩上大学吗？本来我的中学阶段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数理化，我们那会儿中学上的是“工基”和“农基”，况且我已经四年没有看中学课本了，就我那样的基础能行吗？考虑再三，我还是听了母亲的话请假回家了，11月初我风尘仆仆的赶回家时，发现社会全都变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重新拿起了课本，加入到复习的大军。可是我发现不知道该如何复习，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妈妈也想尽办法去寻找复习资料，残破不全的旧教材都成了宝贝，我的复习没有计划毫无章法，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系统的补习，1977年12月的考试拼的就是读书学习的老底子和曾经有过的坚持。
1977年，河南省高考分为理工和文史两大类，理工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4科；文史类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4科，每科满分都是100分。“河南省招生办公室”规定：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9日至10日考试。河南省参加考试的有70.59万考生,我下乡四年了从来没有摸过教科书，基础太差仅仅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根本就补不上，记得77年河南省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和“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那时我们队里的知青毛孩在北京当兵写信给我描述过他们参加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情景，我就写了“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两天的考试懵懵懂懂就考完了，觉得考题并不算难，可就是不会做。当时考试的成绩是不公开的，发榜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达到了体检分数线，我并不知道考试的具体分数，最终结果是名落孙山，马范桥知青只有冯太凤被汲县师范学校录取。
十年学生的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我落榜了，但是1977年的考试失败让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1977年的那年冬天，让570万中国年轻人毕生难忘，在这个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时刻，我庆幸自己也在其中，虽然只是一个落榜的人。
参加了1977年12月的高考之后，很多知青都选择了留在家里继续复习，准备来年再考，而我立即就回到了马范桥村。我是生产队的会计，队里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我，而且很快就到了年终决算的时候了，我需要核算出整个生产队的各项收入和支出，盘清库存，计算出生产队一个劳动日的现金价值，每一家每一个人的全年劳动收入，这关系着每一个村民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来源，一点都来不得马虎。那时候农民的收入很低，我们马范桥还不算是太穷的地方，我们二队的劳动日值大概是三角钱，一个最强壮的劳力干一整天活挣得钱大约可以买不到两斤半麦子。
一九七八年初，知青点陆陆续续有几个招工指标下来了，为了尽早的离开农村，争取回城名额的竞争异常的激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知青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走后门跑指标，我想依靠表现好回城的梦想破灭了，那天整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都睡不着觉，我并不恨那些开后门回城了的同伴们，我们都是朋友，然而心里却充满了忿忿不平和悲伤。我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帮助，参加高考成为我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无论出身、不讲关系，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参加的高考，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高考。
进入腊月，我开始做生产队的年终决算，这是一项繁琐耗时的工作，必须在春节前完成所有核算数据，向公社上报当年的生产完成情况报表，给生产队的每家每户计算出一年的劳动所得，做好年终分红，由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实际利益，一点也不能出错。过了春节还要盘清库存，建立新账，又忙了一阵，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每天晚上我也会在油灯下看一些书作一些题，可是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我必须尽早的请假回家复习。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要命的是，我是生产队会计，长期请假直接影响生产经营，我必须找到一个能顶替我工作的会计，移交完工作才能请假回家。我去了村支书马忠臣书记的家，希望他能帮助我，马书记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他说：马范桥不是你们的家，四年来你们表现得很好，可是我没有办法让你们都能回家，现在有考大学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助你们。后来队里找到我们队里原来的老会计叫马偏，当年他受队里派系斗争影响辞去了会计到山里的一个水库当了养护工，这次又把他请了回来，我向他移交了生产队的账目和资产手续。
四月底我终于回到了家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也在1978年5月6日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我带着上大学的梦想回到家，尽管有些晚，但是我已经可以全力以赴的复习了。可是怎么复习仍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市里各个学校都办起了高考补习班，我回家太晚，学校的补习班已经开课很长时间了，父亲托熟人在师院附中给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让我插班进去听课。我只能一边听课一边补前面的缺课。补习班是借用附中的教室，老师也是附中的老师，所以只能晚上补课，白天在家里自己复习做题。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了，我必须抓住每一分钟宝贵的时间。
很快我的复习就出了问题，补习班举行阶段考试我的成绩处于下游，差距很大，压力倍增。第一次写作文，我根据77年高考试题自拟了命题作练习，一个晚上都写不出来多少字，第二个晚上我几乎熬了一夜勉强写了一篇作文，可是我突然就失眠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这样下去坚持不到高考身体就先完蛋了。我决定放下功课调整睡眠，到同学家里串门聊天，又去看了场电影，精神放松了，睡意就有了，我又调整了睡眠时间，只要产生困意就躺下睡觉，每次只睡一会儿，醒来接着复习，我采取多次短时间睡觉的方法解决了失眠问题，复习效率也就提高了。
五黄六月麦子成熟了，三夏（夏收夏种夏管）是北方农村最紧张的季节。尽管中央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然而当时的“河南日报”也发表了文章，明确要求各地知青回到农村参加夏收劳动。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出极左路线的阴影，很害怕高考政审时被留下劳动表现不好的意见，影响大学的录取。因此我看到报纸上的通知，第二天就回到了马范桥参加麦收，这时公社中学即县五中也已经办起了高考补习班，学校找回了往届优秀的毕业生，集中优秀的师资，在学校集中住宿补习想在高考时创造出好成绩。我回到村里刚劳动了不到一天，生产队长马中央就对我说，你回来干啥，队里收麦也不缺你一个人，赶快回家复习功课吧。当时我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就是四年多来我们一起劳动生活的老乡，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于是我又回家去复习功课了。
复习中我一直很重视学习方法的总结，那时候我的知识靠着快速突击非常的不系统，我就根据复习大纲的要求作了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总结，将所有相关的概念、定理、公式、知识要点都列在一张纸上，整个学科知识的全貌以及相互关系一目了然，对我掌握知识训练做题非常有帮助。我在高考补习班的阶段测验成绩逐步的在提升，可并不突出，我无法考虑名次问题，只有一个心思，全面地掌握大纲的基本要求，不要有空白点，准确的掌握基本概念，稳扎稳打争取拿到能拿到得所有分数，我必须拼命努力。
马范桥知青和村支书及带队干部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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