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憾:西工失去了李书田
西工校园
由于原先各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缺乏领导核心,西工办学过程中确实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驱李事件”。
“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蒋梦麟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评论说:“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
按照蒋梦麟的观点,西北联合大学的纷争是因为大家彼此“不客气”。
事实的确如此。西北工学院成立不久,校内流传着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例如传说焦作工学院的教师有抽大烟的,有加入青红帮的;东北工学院的教师年轻,没有教学经验;北洋工学院教师学术水平高,北洋学生程度高。
北洋大学时的李书田身为筹委会负责人的李书田,早年毕业于西化教育之北洋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毕业后回国30岁就任唐山工学院院长(1930年),后又执掌北洋工学院(1932年)。对教师,他只重教学水准;对学生,他只认学习成绩。办事多少有点独断专行的味道。他不与筹委会商量,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轻视焦工、东工的师生言辞。加之北洋学生也有自高自大的表现,影响了团结。这样逐渐形成了三校师生与北洋对立的局面。
有人曾善意地提醒过李书田,但他不听,遂使对立的情绪与日俱增。
矛盾的爆发,是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充分商量就决定拿出北洋的“家法”: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其他三校的学生反对,北洋学生则表示赞成。
多年后,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陈之藩(当年西工学生)对此事件作过调侃——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乱叫:“李书田,你出来!”
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史实是:193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办公大楼院内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斯时,北洋的学生尚未起床,爬起来一看,院内密密麻麻挤满北平院学生,有的手拿傢伙。北洋学生本来对教育部拆散西北联大,取消历史悠久的北洋工学院已非常不满,此次他校师生又来捣乱,想轰走李书田院长,一个个气愤不己,也纷纷随处操起棍捧欲与之对抗。学生冲突起来时,恰好李书田不在。北洋教师潘承孝听说后与周泽书(潘与他均多西工教务委员会委员)商量后,急急去现场劝阻。
西工毕业证潘承孝去平大学生一边,周去北洋学生一边,劝他们回宿舍。正在劝导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结队进入现场,一时砖石齐飞。北洋学生人数少、力量弱,在潘周带领下急忙退出,避免了一次械斗惨剧发生。李书田回来后勃然大怒。当晚,将北洋全部学生迁到离西工院部约四里远的左家湾居住,自己也迁到左家湾办公。同时下令全院停课,开除三名学生代表。
这样就激起了一场大风潮。从大局出发,北洋老教授刘锡瑛和潘承孝,都劝李书田息怒。但他坚持开除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尔后,便发生了陈之藩描述的一幕。
“风萧萧兮易水塞,壮土一去不复还”。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北洋学生南下,扬言在四川成立北洋工学院,但北洋教师随去者很少。一行人南下到四川广元,教育部令地方断其水陆交通,阻止前进。不久又令赖琏与曾养甫(交通部长)来广元“谈判”,劝导学生回陕南上课。
李书田强烈要求复校北洋工学院。否则,坚决不回陕西。二人与学生协商数天,提出回陕两个条件,学生即返城固:第一,1938年北洋工学院毕业班学生不发西工文凭,仍发北洋工学院文凭;第二,回城固上课,但不去古路坝西工院部上课。曾养甫接受北洋学生回陕条件,北洋学生回到了城固,果然在七星寺上课,果然发的是北洋文凭。事实上,从1938年8月以后,原北洋工学院教师虽大部分留在西工任教,但在古路坝,已没有北洋的学生了。
李书田执意不返陕南。在四川广元成立北洋工学院的愿望落空后,他决心南下去新建的西康省,愿追随李书田的部分北洋教师,毅然出发,创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现西昌学院)。尔后,又赴贵阳创办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1944年5月,李调任黄河水利委副委员长,又发动校友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6年,他又毅然携西京学子艰难赴津,为北洋大学复名奔走呼号,再次出任工学院院长。
前些年,我曾为天津大学(前生为北洋)写过《李书田传》,对其人品十分崇敬:这个人,为教育而生,离开了办学便不可活。这个人,为办学而忙,忙得有目的和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重质不重量”。严格地说,李书书在古路坝主持西工,是被他自己“重质不重量”的理念给逼走的。
李书田在古路坝留下大遗憾,实乃历史遗憾,也是西工之大不幸!
西工之继任者,一直坚持办学,自然是居功至伟。殊不知“驱李事件”后的师生们,对于当年这位严师,几人曾在内心作过些许检讨或发表过些许回忆文字?
建国后的西工毕业证行文至此,我向大家透露一组数据: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写过这祥一首诗:“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住骖”。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赵洪章、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甘宇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试举几例:
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多次接见时赞誉其“挽救了新中国”;叶培大,1938年毕业于西工(发北洋工学院文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尊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傅恒志,1950年毕业于西北,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史绍熙,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西工,中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建者与科研开拓者,中国燃烧科学技术首席科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求学于西工的甘宇平,系为数不多的工科从政干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
师昌绪院士手迹2013年1月18日,94岁的师昌绪仍对母样西北工学院耿耿于怀,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一一“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
哦,出大师的“圣地”被糟踏成这样,情何以堪? 我很郁闷地口占一首诗,权当本文之结尾吧:
当年办学难,而今孤碑叹。
西北联大史,几人仰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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