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成为了随军家属，但并不意味着从此母亲便可以和父亲日夜相守。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可能让家属们住进营房——甚至连靠近营房也是不允许的。
军队在距离库尔勒市北部60多公里的一个叫塔什店村的地方，为随军家属们修建了营房，这里离部队驻扎地，还有近30公里的路程。但即便如此，相较于之前河北与重庆的1600公里，父亲和母亲的见面机会，也已经是容易许多。
陌生的土地、陌生的邻居、连家具、碗筷也是陌生的，但母亲却是欣喜的。她不在意这里距离故乡有万水千山，她甚至不在意也许此后一生都将在这里终老，她心里唯一在意的，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生活和她在最初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模样相去甚远；尽管这生活对于她来说，陌生到难以驾驭，但重要的，是她终于不必再每日都和祖母见面，提心吊胆地过生活。
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和无序后，如何安排这些随军家属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部队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这里绝大多数的随军家属在到来以前，都在从事着务农工作，但是在这里，是没有土地给她们耕种的。幸好部队开设有兵工厂、车床厂，于是在经过了一系列必要的培训后，母亲和许多和她一样的随军家属，成为了部队所属工厂的一名工人。
这对于母亲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这意味着她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正式成为了一名工人。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种身份的跨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更不消说在1978年，成为一名工人是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母亲当时被分配到了一个车床厂，这间工厂主要是从事生产部队所用的钢丝床的。母亲所在的岗位，是把一根长约10厘米的铁丝用车床对折后，在对折处留下直径约1厘米的圆孔，然后把下方的铁丝相互缠绕在一起并在尾端打折钩。这些小零件相互钩在一起，最后就会钩成钢丝床的底面。严格来说，这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切都是流水作业，但母亲却做得十分有成就感，尤其当一张张钢丝床被组装完成，父亲所在的汽车连来拉货的时候，母亲远远地看见父亲从第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出来，从容地整理一下军容，然后和装卸组的工人核对货物数量时，她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解放啊，你拉走的那些货物里，也有我的一份汗水呢。”
那是个不能在公众场合宣泄个人情感的时代，即便父亲和母亲在人群中匆匆瞥见了对方，他们也不能驻足交谈，因为在那个时刻，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士兵与工人，其次才是夫妻。他们都在执行公务，而执行公务，就不能夹杂私人感情。
我一直觉得那是个十分可笑的场景，因为即使是在执行公务，难道他们两个就不能偷空一起说两句话吗？
“不能。”母亲严肃地回答我：“因为那会让别人看起来我们占了公家的便宜。”
“占了公家的便宜？”我对这个回答十分不解：“你们又没公款消费，又没从工厂里拿走东西。”
“时间。”母亲说出了答案：“你占了公家时间上的便宜。你用一分钟的时间在上班时处理私事，你就占了公家一分钟时间上的便宜；你用十分钟的时间在上班时处理私事，你就占了公家十分钟时间上的便宜。”
我好像听懂了母亲的回答，却又好像完全没有听懂。
我和母亲之间的区别，也许恰在这听懂与没听懂之间——她是有信仰、有原则的一代人；而我，似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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