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苍春波
内容梗概——
应该说，现代的学历、学位、文凭制度，对于教育普及和学术发展，对于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体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历、学位、文凭制度开始发生扭曲，导致了学历社会与文凭主义的产生，其弊端也日益显著。
首先，学历、学位、文凭成为名利场的“敲门砖”。它们本来只是作为人们求学深造循序渐进的路径，作为衡量人们学术水平的凭据，如今却变成了人们求职、获得高薪的前提条件。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急剧增加，求职者唯有取得高学历才能谋求较好的职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人才的高消费从高学历走向名牌学校，许多用人单位有了自己的“985”“211”高校和海外名校的“白名单”。
其次，学历、学位、文凭成为应试教育的“催化剂”。由于只有拥有高学历、名牌学校文凭才能找到令人羡慕的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因此竞相报考名牌大学就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唯一路径。为了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为了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为了上好初中，就要上好小学；为了上好小学，就要上好幼儿园。就这样，压力层层传递，“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教育焦虑。
重视学历本身没有错，但是重视过头，变成学历社会，就有问题了。
日本是比较早关注学历社会问题的。所谓学历社会，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职务高低、经济状况等，不是由其门第、家庭出身等来决定，也不是由其本人的实际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其学历来决定”。在评价一个人时，也不是看他“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而是注重他“在何时、何地学习过”，甚至会得出根据从哪所学校毕业来判断本人的能力和个性的结论。
这样，学历和文凭就失去了它最初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个外在的光环。日本学者矢仓久泰在20世纪70年代末撰写的《学历社会》一书就提出，“学历社会”的弊病在于，一方面，由于只注重学历，导致学生在学习上的片面发展和考试战争的激化，使许多学生只是磨炼考试的技术，死记硬背，思维力却没有得到真正提高，同时，书面考试也无法测定出一个学生的创造性、道德品质、人际关系以及领导能力等诸多因素的情况，这些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另一方面，各个行政机构和组织在挑选人才时，也是仅仅以分数高低为序，这样很不利于选用真正的人才。此外，教育质量相对下降，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这些也都是“学历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从矢仓久泰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用各种方式对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进行批评。日本著名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在《毒笑小说》中说：“他们的父母丝毫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早在被我们绑架之前，就已经被绑架了——被学历社会这个妖怪绑架了。”他认为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的“妖怪”，这个“妖怪”已经绑架了我们的孩子，绑架了我们的教育。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通过对美国教育历史的研究，剖析了文凭社会形成的过程，认为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建议废除文凭，遏制文凭“通货膨胀”的趋势。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分析了文凭膨胀的原因与过程：“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或购买力下降）。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教育通胀基于自身而发展；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他的分析，不仅指出了文凭膨胀的原因，也解释了文凭减法的困难所在。
将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批评得淋漓尽致的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一书中，对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卡普兰在书中明确指出，以他自己一生的经验，加上1/4个世纪的阅读和反思，他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而这个浪费主要体现在追逐高学历和文凭方面。他把高学历和文凭比喻为“信号”（Signals）。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即“作为技能创造的教育”和“作为信号的教育”，前者偏重实际的内容，后者偏重外表的形式。前者相当于买椟还珠的“珠”，后者相当于“椟”。最后几乎所有的人，从学习者到用人单位，重视的都是“椟”，是最为“信号”的教育。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教育都是技能创造，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会削弱我们的技能，使世界变得贫穷。然而，如果教育是一切信号，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将使我们的技能和世界财富保持不变。事实上，削减通过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而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1] 尽管我们都知道学历不等于学力，文凭不等于水平，为什么人们还如此迷信学历与文凭这样的“信号”呢？卡普兰认为，这是人们习惯于“使用真实的平均刻板印象来节省时间和金钱”。这其实是一种“统计歧视”。比如老年人需要支付更高的人寿保险费，因为老年人往往死得更快；出租车司机更愿意接待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而不是一个穿得像黑帮成员的年轻人，因为后者更有可能抢劫他。尽管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之所以学历与文凭这样的“信号”受到广泛的重视，是因为这些“信号”与人们的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一项关于不同学历的人的收入调查表明，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而且收入差距巨大。拥有高等学位的人的收入几乎是高中辍学者的3倍（见表7-1）。[2]
表7-1 按教育程度划分的平均收入（2011年）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
卡普兰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目前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教育大约80%是信号传递，20%是技能创造”[3]。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第一，人们接受教育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知识、技能、创造，而是为了学历、文凭的“信号”。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大学新生的目标进行了调查。近90%的人认为“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是上大学“非常重要”或“基本”的理由。“经济非常富裕”（超过80%）和“赚更多的钱”（约75%）紧随其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回答“发展有意义的人生哲学”。
第二，很多大学生用在学习方面的时间很少。例如，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本科生进行研究的报告显示，大学生每周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约为13小时，但是在其他方面花费的时间要超过40小时，比如他们还花12小时与朋友社交，11小时用于电脑娱乐，6小时看电视，6小时锻炼，5小时发展兴趣爱好，3小时用于其他娱乐形式等。[4]
第三，学校不能够学到真正的技能创造，这些本领大部分是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大多数实际工作技能是在工人找到一份入门工作和相关晋升阶梯上的一个职位后，通过在职培训非正式获得的。”[5] 因此，卡普兰提出，“教育带来的社会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教育增长的主要成果不是基础广泛的繁荣，而是通货膨胀”。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通货膨胀”，挤掉学历与文凭的“水分”，降低“信号”的价值。他提出，教育的社会回报取决于“信号”的力量。“信号”的份额越高，力量越大，教育的社会回报就越低。“当你接近纯信号极时，教育的社会回报降到零，然后变为负。”对于学生们来说，“信号是一场消耗战。早放弃就是投降。你忍受的时间越长，你看起来越强大。胜利者——找到最好工作的人——是站到最后的学生”[6]。 基于卡普兰对于教育问题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如大幅度降低学历与文凭的“信号”作用，回归能力本位的用人观，大幅减少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增加个人的教育成本，大量减少学校教育中“无用”的课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应该说，这位关注并关心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和睿智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教育的“信号”学说，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是，他的一部分药方开错了，如减少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减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等。
心得体会——
学历不代表学力，文凭不代表水平。前面追求高学历、高文凭，是社会畸形的价值取向，必须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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