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家圩上的棉花地
将卢家圩上的那三亩多地改种棉花，母亲有自己的考虑。年年稻子麦子倒是收了不少，家里留下些口粮，其余的都晒干了卖到粮站“交国粮”。大队唐会计收过“上缴”之后，剩下的那几个卖粮钱，差不多也就只够家里的开支和来年买些农药化肥了。
种棉花算的是经济账，但想从棉花地里刨出“经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育苗开始，母亲就对棉花特别上心，呵护备至，像是对待一个新出生的孩子。育苗要打很多的“泥钵子”，跟做蜂窝煤差不多，都是圆柱体，不同的是，“钵子”没有一个个的孔，也更瘦更长，朝上的面上有个半球形的凹槽。在里面丢上三两颗棉花籽，再用和了肥料的土填实。最后，种了棉籽的“钵子”被码的整整齐齐，放在用塑料布做的温室里。两三天后棉苗就能出芽，再过约莫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到十多厘米高。这个时候，就该将它们移栽到地里去了。
棉苗下地之后，母亲每天都会竖着耳朵听村里的广播，那里面有镇农技站的最新通知。施肥、松土、送水、给药、打顶，样样不能延误。棉花非常“娇贵”，难“伺候”。你给它多一点不行，少一点更不行，多了它就疯长，只长个不结果，少了它又营养不良，抵抗力差，产量低。不过，这都不算什么，母亲最担心的还是虫害跟下雨。
记得有一年的棉铃虫闹得特别凶，广播里从棉铃虫1代讲到6代的防治，母亲更是三天两头就要去买新配方的药。药用的是越来越猛，虫子却一代更比一代强，母亲无奈只能使出最原始的办法——人工灭虫。母亲找来两个装罐头的阔口玻璃瓶，用长布条系好挂在胸前，一个给我，一个由她自己。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个头比棉花高不了多少，就这样跟在母亲后面，蹦蹦跳跳的下地捉虫子去了。棉铃虫的颜色多种多样，喜欢啃食嫩叶、花蕾和青果，一个个吃的很肥，有的会藏得很深。母亲叮嘱我要一株一株的抓，不能有漏网之虫，不然还会继续繁殖。我却开心地和虫子们玩起了捉迷藏，这边花蕊里揪出一条放进瓶子，那边叶子后面又发现一条。一抬头，不知何时，母亲已甩出我老远的一段距离了。
棉花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除了自己的辛劳付出，还得“靠天吃饭”。天气好的年份，入秋之后，满眼望去，田野里白茫茫一片，像是下过一场雪。天好棉花的品质也就好，干燥、质轻，采摘起来人也轻松。就怕秋雨绵绵的天气，棉花果开不了口，时间一长就会掉到地上腐烂，只能一个个摘下来背回家剥。母亲矮小的身体，就这样一趟又一趟，一袋又一袋，把棉花果从卢家圩背到家中，一点一点堆成了一座棉果山。我怀疑，母亲腰疼的老毛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棉果山最终会变成一张张竹席上的棉花，它们又将在晒干之后被卖到镇上的棉花站。秋天的农活本来就多，剥棉花的事情往往只能在晚上进行。我很讨厌剥棉花，尤其是那种被雨淋过的青果，有的已经开始腐烂变黑，到处包裹着一种粘液，这种棉花，里面的籽还没有成熟，晒过之后重量很轻，卖不了几个钱。我常常以做功课为名不剥棉果，只是偶尔高兴时客串一下，帮忙剥掉一点，还都选那种容易剥的。母亲却不怕，她曾经跟我说，她最爱听剥好的棉花被扔进箩筐里时，那“啪”的一声脆响。母亲最希望的，其实就是父亲能够帮她一起剥，一边剥一边说说话，时间会过得很快，人也会轻松许多，不觉得累。但父亲自从承包了村里的土窑之后，手上赚了一点钱，根本看不上地里的那点收入，家里的农活过问的越来越少，而且不止一次劝过母亲，不要吃种棉花的那个苦了。有一次，母亲忙完地里的一大堆农活，很晚才回到家。家中空无一人，晚饭也没有，看着家里堆成山的棉果，母亲决定把父亲找回来。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在一户人家里，找到了正在牌桌上的父亲，而牌桌的旁边，已经摆好了卤菜和酒。父亲不愿意回来，和牌友一起劝说母亲留到明天再说。母亲气得把桌上的牌一把全摔到了地上，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扭头回了家。母亲热了点饭吃下，含着泪，又一个人低头剥起了棉果。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小镇教书。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买房成了“刚需” 。而此时的父亲早已风光不再，还欠下了不少债务。小镇的房价虽然不贵，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五万元便可买到，但这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却是不敢奢求的。母亲却胸有成竹。有一天回去吃饭，母亲从里屋取来一张存折递给我，上面竟然有三万多块钱。看着我诧异的眼神，母亲微笑着说：这些钱，都是那些年卖棉花攒下的，你全部拿去，赶紧把房子定下来，等你把结婚大事办好了，我也就真正安下心来了啊。
我的眼泪，早已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卢家圩上的棉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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