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Z老师
（知识快递——《教育学原理》7号）
小时候我爷爷常说：“你们现在条件多好，有书包有书本，能上学，我们小时候根本上不起。”是的，国家稳定，义务教育普及，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上学”这个行为几乎就是条件反射。成人以后，忙于生计，也很少再思考这些年都是怎么上的学，求学的经历多是当作美好的回忆，偶尔被提起。
记性好的人，比如我爸，他还记得小学念了几年，中学在哪上的，学的大致是哪些知识。再问细节，他就只能说出一些要好的同学，除此无他。
当他的孙子问起：“爷爷你那时候怎么上的学？”
我爸就会说：“啊…就是…学知识呗…听老师话，再就是…先上九年…然后…考高中…还能上中专…”这都是些破碎的信息点，我侄子听得满脸懵。
关于“教育周期”“学段”“教育体制”等，我们虽然一直身在其中，却实在说不清楚。当局者迷。“怎么上的学”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关键是涉及到的一个词——教育制度，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
为了表达简单粗暴方便直接，我虚构了一个张氏家族，我们来看看这一家四代人的上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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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农历是乙未年。地主张老太爷家生下一位八斤重的男婴。老太爷这两年多一直卧病，连院里的枣树叶子都无力打扫。有时候趁天晴，挪出屋，后背靠着树，坐在板凳上透透风。他两手捏着黑乎乎的槐木拐杖，一个劲唉声叹气。人越老，怕的事情越多，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儿媳妇能不能为家里填上男丁，续上香火。
这天一大早，新生儿洪亮的啼哭声，让张老太爷真是喜极而泣，抱着孙子的手不住地颤抖，待放下孩子，又是不住地擦眼泪。儿女们也都是感慨万千。家族有后，一切就都有盼头了。孩子满月这一天，张老太爷把能叫的近亲远房都叫到了老宅来，办满月酒。张家是旗人，祖上享过富贵日子。可眼下几辈是不行了，往前数些年，连皇上都东奔西逃的，旗人更得自谋生路。能卖的卖，老宅也只剩下现在这四合院了。酒宴从简：烧酒、豆腐炖白菜、羊肉烩面。拿他家大小子的话说就是“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席间，老太爷拉着几个亲族长辈，最后给小娃娃定下大名——张守孝，取意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守住孝道，平安过日子。
张守孝长到9岁，秋分过后一天，大伯从外地收粮回来，对张守孝的父亲说：“孝儿天资聪颖，开蒙这几年功夫也够扎实，过了年，倒是该择个正经学堂，这年岁，念大书才有出息。”
这一年是1904年。自从让西洋人给打懵，朝廷就知道了洋人学问的厉害。几次求洋务，几次变法，可最后都没了音讯。皇上也觉得自己事事做不成，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就掂量：与其整天琢磨雷霆一击、中兴祖业，倒不如等待充满智慧的下一代来想辙。正是在这一年，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目的就是“中体西用”，用传统国学的讲授方式，赶快把西洋知识普及给新一代的大清朝的子民。新章程被称作“癸卯学制”，算来，这应该是我国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学制。学制的意思就是学校教育制度，是一国或一地区的学校系统和相应的管理规则，它规定着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等。当然，这都是后话。
张守孝就在第二年开春，高高兴兴地坐着大伯拉药材的马车，去城里上学了。从初等小学堂一直念到高等学堂，这一念就是9年。这孩子够刻苦，又有聪颖天资，连连跳级。在家里不住地催婚下，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还参加了许多学生运动。
日子河水般流过，此时的中华大地已经改名叫了“民国”。读过新学的人，眼界是不一样的，对国家，对社会的认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渴望更大的世界，更渴望做大事，而不是回家操持老宅。在家里草草成婚后，张守孝在20岁这一年，拿着大伯的资助和新婚妻子的发簪，与几个同道中人一起踏上了留美求学的轮船。
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勃兴。此去西洋，张守孝一行人只为寻求救国方略。美国的四年，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攻实用主义教育学，希望学成归来，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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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1915年当张守孝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时，世界中心的欧洲正陷入新老帝国之间漫长的战争。一战期间，中华民国正迎来了社会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张守孝加入的全国教育联合会正是由留美派组织起来的。以美国教育为蓝本，酝酿数年，最后将成稿递交中央。几经运作推进，终于在1922年，民国中央政府颁布了后来俗称为“六三三制”的《壬戌学制》。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里程碑。第三年，张守孝便把二儿子张君武送进了新制学校，这个6岁的孩子，也开始了求学生涯。
新学制十分强调教育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注重生活教育，谋求个性发展，使教育易于普及。它在学校系统上划分为3段5级：初等教育6年（4年初小，2年高小），中等教育6年（初中3年，高中3年），高等教育4-6年。这个学制后来几经修改，但框架基本没有变动。对后来几十年影响深刻。这让读高中的张小明，在后来有一天偶然翻看曾祖父回忆录时，惊讶不已。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1945年秋天，日本人投降了。几经颠簸，张君武终于回到北平，和分别三年的家人团聚了。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过去三年，他与一干同仁一路奔波到昆明，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授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见识的青年人。张君武看着妻子怀里四岁的女儿，不禁泪流满面。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故意制造饥荒，很多老百姓只能吃日本人配发的“共和面”。其实就是把糟糠、麸皮磨碎，再加少量的玉米粉混成又黑又黄的粉面，重量轻就填土进去。孩子肠胃根本没法消化掺了泥土的粮食。
5岁的长子家树就死在那年，饿死的。当时张君武远在云南。想到此，悲从中来，本来团圆的一家人又是一阵痛哭。张君武发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再离开家人。
1949年，新中国站起来了。30岁的张君武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进入了市人民政协，并且一直积极要求入党。从教近十载，他一直在为新中国的教育谋划出路。人民共和国，正是他的用武之地。在教育部全体和各大高校的积极努力下，1951年，中央政府政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为培养新中国社会主义劳动者，打开了新学制的大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保证一切青年知识分子都有受革命教育的机会。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这个《决定》就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设计的，把技术学校和专门性学校这些职业教育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张家的外甥李富军，中学毕业就进了技术学校学电工。再后来听说还拿了“电大”文凭。这个新学制十分重视工农干部的速成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严格体现了新社会教育要为工农服务的方针。
也是在这一年，张君武最小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壮，长相上又继承了老张家的浓眉。小小年纪倒有几分英雄虎胆的相貌。五八年要上学之前，张君武给他起了大名叫“卫国”，希望他早日学成，从军报国。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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