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古今中外一直以来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往往关系到一个政权或国家的兴衰。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驳斥了当时社会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论调。为了让人信服，他力求客观，从不同角度剖析汉、唐、宋、明、清五大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不断表明中国传统政治不是“黑暗专制”。钱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颇有一种“维护自家珍宝”的坚持与无奈。他治学的严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据实、客观，是钱先生介绍历史、开展制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然而，不足的史料、有限的经历、局限的视野，使人或多或少都掺杂个人看法。如何能够尽量客观，从本书之中，可以总结一些原则。
一、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每项制度的创立，都有当时的内外部环境，需要结合当时背景，才能更加清晰客观。我理解，这是钱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提倡的史学方法之一，是开展制度研究的基本立场。
比如唐代考试制度，在初唐，与汉代以门第大族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唐代科举考试不仅面向门第大族，还赋予贫穷子弟读书做官的机会，这是初唐时期考试制度的巨大进步。到了晚唐，随着社会发展，通过科举制度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唐末逐渐“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导致仕途充斥、政府臃肿。同样的科举制度，如果脱离当时的背景，几乎无法评判其好坏，甚至可能得出相反结论。
也因此，制度研究不能生搬硬套其他时代的背景和观点。当今的很多学者，进行制度研究时，往往会找几个指标，古今中外地量一量，找找差距。这是严谨？具有时代意义？不顾及制度实施当时的背景，以甲制度配以乙背景，或者单纯进行文字上的对比，甚至断章取义，只取所需，不是严谨，也不是客观，更毋谈深刻，最终将失却以史鉴今的实质。当然，古今中外比一比的方式不是完全不能用，它胜在一目了然，但是这样的对比只能是一种参考，绝不能由此直接下定论。
二、视野要宽
就制度研究制度，是一种比较基本的研究层次。跳出制度，拓宽思路，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制度全貌才能得以全方位体现，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研究。
钱先生阐述明代科举制度时，就分别讨论了不同群体的影响。钱先生认为，明代尤为重视进士和翰林。一旦进士及第，国家就会支持其专心读书论道、寻师觅友，亦可以了解政府事务，几年下来，就培养出来一批高端人才，许多政治家、学者都出自于此，这是对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因为人才门槛的提高，举人和秀才的做官之路基本被阻断，因此，中低层次人才没有出路，读书人也因此被划为不同的流品，清流扶摇直上，浊流付诸东流。
拓宽视野使得研究成果更加丰满有厚度，却不容易一蹴而就。它需要多领域知识，需要多维度分析，需要研究者深厚的研究功底。
三、重视其中的历史传承的准则
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留下了很多不成文却人人认可的条法，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优秀历史传统”。比如皇帝压制宰相权一定不好，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不好，比如制度无法孤立存在，需一套制度的相互配合使用等等。制度中包含一些不变的准则，也就是被历史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对优秀历史传统的承袭，能够增加制度的可靠性和生命力，也是制度评价可供参考的重要方面。正是以史鉴今的实质所在。
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这是钱先生1952年的倡议。2019年，国家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摆在一个显著位置，这在本质上同样是加强制度建设，亦需要以古为鉴，70年前书就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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