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敦煌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窟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经过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开凿的洞窟。现存洞窟共735个，壁画就有4万五千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技艺精湛，特别是壁画中有一类名叫供养人的壁画，更是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正是这些壁画中的供养人，代代相传，倾力开凿石窟，修建佛像，绘制壁画，才最终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

莫高窟北区外景

佛教文化的昌盛催生了石窟供养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名门望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来到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要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先后建立的五凉王朝，也集中了大批人才。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以及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成为可能。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到来，佛教很快在敦煌传播开来。当时政权的更替和战乱给佛教在敦煌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时期，有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大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道，修建寺庙，开凿洞窟。加之后来东来西去的僧侣多如牛毛，给敦煌的佛教不断注入活力。

现实环境的动荡不安，正为人们信奉佛教、追求来生的美好成为可能。北魏五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一时间，当地和中原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在敦煌开凿洞窟。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北魏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亲手抄写的《杂阿毗昙心经》，还发现了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多名信奉佛教的高官都曾到敦煌任职并开凿大型的佛窟，上行下效，给当地各阶层的民众做了榜样，信奉佛教，开凿洞窟成了红极一时的社会时尚。

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发愿文

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仅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掀起了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进入唐代以来，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不断开拓，佛教不断传入中原并兴盛起来，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大量的宫廷写经从长安输送过来，给敦煌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注入了汉地佛教的影响，多位皇帝都亲自下令在长安等地兴建寺庙大力弘扬佛教。在此背景下，唐代时，敦煌的望族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开凿家窟，到了极力崇信佛教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持续开凿了1000多座洞窟，而且修建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窟北大像)。

莫高窟第96窟，大佛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是莫高窟的第一大佛

供养人是莫高窟真正的缔造者

在人们惊叹敦煌莫高洞窟之多，壁画之精美宏大，塑像的丰富多彩之余，总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洞窟都是什么人建造的?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的洞窟？其实，只要你是个有心人，在洞窟内就可以找到答案，答案就是壁画上的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这些洞窟的主人，就是莫高窟的建造者。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供养人即为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如家族、亲属或社会关系成员，当然并不表示他们是洞窟开凿的工匠等人物。供养人有敦煌历代大族、地方长官、僧界大德，也有一般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是活跃在敦煌历史上的人物，因此这些画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供养人画像在敦煌石窟的大多数洞窟中都有，是研究洞窟营建时代及窟主等课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敦煌服饰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

回鹘王礼佛图

沙洲回鹘时期（1037-1068年），莫高窟第409窟 东壁南侧，杨麟翼临摹。参照新疆石窟中的回鹘可汗供养像，可推测此人为回鹘可汗，其衣饰为北方少数民族装扮，头戴高尖桃形云镂冠，身穿圆领窄袖团龙袍，腰束革带，垂着短剑、小刀、火石、荷包等。

供养人画像从十六国北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时和真人大小一般，且是一个家族人物同处一窟，有家庙祠堂之性质。佛教传播很重视造像，认为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如见其真容，可以专心致志供奉。所以，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宣扬造像的好处：对于官绅富豪，广造神像不但现在可以享受奢侈生活、机遇，且死后可以进人“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平民百姓，佛教也教他们只要能够“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即可永离贫穷苦海，过上富裕的日子。因此无论穷富，都来开窟造像、画像题名。佛教徒为了表示虔诚信教，时时供养，把自己的像画在佛像的下边或左右，手奉香炉或香花，列队恭敬或席地跪礼拜，榜书姓名、官职等。这种为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画就是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手奉香花，晚唐9窟，服饰手稿，常沙娜临摹整理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特点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很有特点。供养人皆是全身且多为群像；有僧尼群像、家族群像、百姓群像、府衙官僚群像。这些画像包括了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男女老幼的生者、死者，是社会人物最广泛的一种人物画像。莫高窟现存供养人画像8000余身，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

敦煌壁画供养人，大体可分为五类：一、地方官吏。即当时敦煌河西走廊及其他地方官员，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官府小吏以及他们的家属；二、戍边将士。即当时河西、敦煌、玉门关、阳关等地的节度使、军将、校尉等；三、寺院僧侣。包括僧统、寺主、法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庶民百姓。如车夫、马夫、侍从、守卫及掌扇、持杖，牵衣、捧物人等；五、少数民族人物画像。

供养人画像多以主仆结合组成出现，等级森严，主人像大在前，奴婢像小在后，排列成形。画像大者高丈余，小者仅有寸余。有的洞窟供养人画像多达一千余身。早期画像尺寸较小，内容一般仅表现供养者虔诚恭敬之心。唐代供养人画像进入极盛时期，形象真实，个性显明，神态生动，繁华富丽。画像由小变大，多绘于洞窟的醒目处，题榜内容详细。五代时出现大量的瓜沙曹氏家庭的肖像，画院有专门的肖像画师供养人，祖宗三代一一画出，如同形象的家谱。供养人画像由初始供养礼佛，渐变为服务于政治功利的宣传品。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反映

由段文杰先生最早复原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规模最大的一幅。这幅画像共有12人，第一身形象最大，立粉堆金题名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第二身、第三身是都督夫人的女儿，后面9人为奴婢。而据研究，与此图相对的北面墙壁上画有都督乐庭琅及儿子、男仆，南北两壁合起来就是都督乐庭琅全家礼佛图。这幅画的结构和意境创造上突破了前代整齐严肃的供养人行列，人物位置错落有致，自由活泼，特别在人物背景的设计上出现了垂柳、萱花、曼陀，并有蜂蝶飞舞，别有一番生活情趣。同时，也反映了唐代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富裕。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盛唐，莫高窟第130窟 南壁，现状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盛唐，莫高窟第130窟 南壁，段文杰临摹 1955年，段文杰临摹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

在《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一图中，更是深刻地揭示了于阗国与沙州(敦煌)当时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于阗尉迟氏，唐代赐姓“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敕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史料记载，李圣天是沙州(敦煌)最高统治者曹议金的女婿，敕封后，他和夫人曹氏在莫高窟曹议金建造的佛窟中画了他们的供养像。画像头戴冕旒，穿龙袍，和汉家天子没有两样。据史料记载，高居诲出使于阗以后，曾记其见闻说:“圣天衣冠如中国。”与此画像是一样的，反映了于阗与沙州中原王朝亲密关系。

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五代，莫高窟第98窟东壁，冯仲年临摹

《回鹘公供养像》出自莫高窟第61窟，窟主是敦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曹议金之子曹元忠。在4位夫人供养像中，第一身像称“故母”，是曹议金的回鹘夫人天公主，第二身像称“姊”，是曹议金的女儿，元忠的姐姐，嫁给了甘州回鹘，第三身像也是元忠的姐姐，嫁给了于阗国王李圣天，第四身像称“故母”，是曹议金的汉族夫人广平宋氏，元忠的生母。画像的排列顺序和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沙州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交往关系。从《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和《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政权的稳定与其周边的和亲政策息息相关。

回鹘公主供养像，五代，莫高窟第61窟东壁南侧，万庚育、冯仲年临摹

供养人画像是丰富的历史和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南区的492个洞窟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画像，而且大多数都有榜书题记。据粗略统计，现存题记大约7000余条。这些题记反映了供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时代背景，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而且多为史籍所不记载，对研究敦煌、河西及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同时，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像的集大成者。现存各朝代的供养人画像，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我国传统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与优良传统。淳朴的汉儒样式画像、骨风飘举的魏晋仕人风姿、瑰丽丰腴的隋唐仕女仪容、富于世俗生活风习的五代宋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风格相同的作品。持续千年之久的敦煌供养人画像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它的发掘和利用，将对现代人物画产生很好的借鉴作用。

可以想象，佛教兴盛的隋唐时代，不知道有多少能工巧匠和丹青妙手在为开凿洞窟的活动服务，特别是那些一流的画家们，在倾心完成前世和来生的修行境界时，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来完成那些豪门望族、达官贵人的现世脸谱？在佛的世界中没有贵贱之分，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文章来源：敦煌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