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身心自由与舒展，就是给教育以温润和美好

给孩子身心自由与舒展，就是给教育以温润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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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金字塔是由数10万计的奴隶于4600 年前建造的。当时，成群的奴隶拖着沉重的巨大石块，在皮鞭的挥舞下，石块从他们的身上碾过。这个伟大工程在凝聚先民智慧与文明的同时，却也伴随着血泪与辛酸，充满着残酷与痛苦。

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工，面对如此巨大的劳动强度，要保证效率和质量，尤其是当时作为奴隶制的埃及社会，大家都以为只有在暴力胁迫之下的强制劳动，才能应对和完成这样如此浩大与繁重的工程。

然而，400多年前的一个瑞士钟表匠，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推断：“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他以为，人只有在没有恐怖的自由状态才能创造出惊世奇迹。

但是很长的时间，这个推论仅仅被当作一个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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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 多年之后的一个偶然发现，既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结论，也映证了瑞士钟表匠他的一个颠覆历史的结论的正确。

1991年，埃及考古学者在吉萨金字塔区，发现了当年建造者们居住的村庄和墓地。通过对遗址的大量发掘和考究，揭秘了这些建造者当年的生活状态：他们有着稳定的家庭生活，有着优裕的收入，有着充分的休息时间和各自的业余休闲生活。

在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 ：通过对吉萨附近 600 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是由 30 万奴隶所建造的。

穿过漫漫的历史烟尘，400 年前，那个叫布克的小小钟表匠，凭着什么否定了伟大的希罗多德？又何以能洞穿金字塔是自由人建造的呢？

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多玛斯对布克为此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一定要破解这个谜团。

布克原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 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锒铛入狱。

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被安排制作钟表。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承受着狱方采用的各种高压手段，布克自己无论如何穷尽努力，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 1/10 秒的钟表。

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 1/100 秒的钟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克也为之苦苦思索着。

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造成的，然而后来布克越狱逃跑，所面对的环境却更加糟糕。

在这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其原委在于，环境虽然糟糕，但他在生活上是自由的，心情上是放松的。

布克由此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时的心情。他于是以为，自由才是创造惊世奇迹的最终秘密。

在布克的资料中，多玛斯发现了这么两段话：“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 道工序，是不可能的 ；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 254 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

正因为如此，布克才能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布克后来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与开创者。瑞士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布克的制表理念：不与那些强制工人工作或克扣工人工资的外国企业联合。他们认为那样的企业永远也造不出瑞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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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了我们的教育。

教育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拓展，舒展本是生命的状态，教育的过程是缓缓展开的，如同一棵树、一株禾苗一般。

教育不是一场战争，不是激烈的角逐，更不是对生命的把持与控制，而是自由自在地生长，自然而然地生长。

然而现在我们的教育呢，却完全没有生命的舒展，没有自由地生长，教育完全处于一种学管教、束缚、严苛、把控甚至压迫中。

在学校，课堂上的一味强行灌输，注水式、填鸭式的教学，“眼睛一睁，开始竞争”“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要成功，先发疯，拼命往前冲”的学习节奏，监狱式的办学，企业化、军事化、精细化的近乎“野蛮”状态的管理，孩子完全成了整个应试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或者是制造的一台考试机器。

放学了，更有巨大的作业量，上不完的兴趣班、特长班，孩子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不停地旋转着，也像被抽打的陀螺，丝毫不停地转动着。

前几天看了到一篇报道，广西一位母亲在暑假给要上小学的孩子报了 8 个兴趣班，一 周 7 天都排上了课。还有一位母亲给今年下半年即将进入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报了11个培训班和2个夏令营。

当时我在无语中想到了罗素说的一句话：“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由后来的教育造成的。”

中国学校教育的功利，中国家长近乎疯狂般的焦虑，把所有的压力完全压在孩子肩上，把对孩子的爱完全变为一种摧残，把本该属于孩子的假期完全占有，把本该属于孩子的那种天真烂漫完全控制，完全没有考虑孩子的内心感受，也完全没有顾及到到孩子生命是否能够承受之重。

这样的教育，孩子们的心灵只有小心翼翼地自我保全，没有活泼泼地主动发展，也没有内生力的催生与激发。长此以往，孩子的思维会被破坏，想象力会被泯灭，创新动力会被抑制，求知欲望会被消磨，他们人身的自由和快乐，生命的尊严与权利，将完全被很多貌似正确和崇高的理由所绑架和剥夺。

这样的教育所制造出来的学生，他们的心灵残缺，心智不成熟，他们的人生既不会完整，也不会幸福。

最要命的是，久而久之，一种平和的，充满着无限可能和美好的教育，就逐渐沦丧没落了。世界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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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假如管教到了极度严酷的地步，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是接着下来的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丧的毛病，那时你便算是丧失了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换来了一个心情沮丧的家伙……实则这种儿童终生终世对于自己和别人都是没有用处的。”

在过分把控和严厉束缚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因为人的能力和创造力，人的灵感和激情，唯有在身心和谐、愉悦、放松，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才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施展和发挥。

不仅孩子们学习如此，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读书学习、工作生活，乃至从事学术研究、科技发明等，不被压抑，没有恐惧，拥有心身的自由，这比提供的其它任何条件和待遇都重要。

这些年我一直主张解放教师，在教师管理上，要多一些人性人文，多一些弹性包容，多一些信任激励，少一些考核评比、少一些形式主义，少一些婆婆妈妈，少一些绳索捆绑，特别是少一些手纹打卡、脸谱识别、摄像监控这样管理老师的手段，让老师们拥有并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一种闲适的心情。

只有老师们处于自然、自由、自主、自我的状态，才会用心用情地投入工作，也才会获得职业的尊严，更才会为自己的教育生活而创造，而感动，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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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中，把这种对孩子身心束缚、控制的教育，称之为压迫者的“教育”，他说压迫者的“教育”抑制儿童的探索精神，抹杀创造力。

伟大的教育家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教育的危害。她说 ：“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教育的行为只有在心情得以放松、心灵得以舒展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的发生，教育的火花只有在一个宽松自由、畅所欲言的环境里，才能够碰撞迸发，教育的智慧只有在弥漫着祥和快乐、温馨舒润的氛围中，才能够有效生发。

对于孩子，只有让他们有一个宽松灵活的学习环境，有一个可供自己安排的学习时空，有一个闲适舒心的学习氛围，有一个没有惊吓、没有侮辱，能够免于恐惧的学习状态，有一个直接和世界肌肤接触，能够自由地感知世界的味道和气息，触摸世界的柔软和美好的窗口和平台，他们就会优雅地生活，蓬勃地生长，快乐地成长，他们更会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他那样的人。

或许，还有可能“创造出惊世奇迹”。这样的教育，当然绝对不会让孩子“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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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西埃看来，教师的专业知识恰恰不是教学的关键因素，一个无知的教师才能真正地教学生，因为并不是用教师的知识教学生，儿童也不是学习教师的知识，甚至，教师也不是儿童与教材之间的媒介，而是，正是这种意愿的相遇解放学生的智力，激发他们的智性活动，让他们应用自己的智力去理解事物。

怎样解放学生的智力，激发他们的智性活动，那就是实现陶行知先生的“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让孩子们从这六个方面解放开来，让他们有时间读一些闲书，有时间活蹦乱跳，有时间发呆，有时间学一些“无用”的东西。

而且有闲暇，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走进生活，款款而行，寻幽探胜，去看蓝天白云，去听鸟鸣兽叫，去闻花香草芳，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去劈波斩浪，历练人生，去感受社会的万千变化，纷繁复杂，去体验生活的五彩斑斓，多姿多彩，去触碰世间的千奇百态，人情世故。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孩子们就有学习的自由，生活的恬淡，就会有天性的释放，个性的张扬，就会有童心的绽放，童真的涵养，就会有孩子们心灵的丰盈，灵魂的超然，精神的饱满。

当然孩子们更会有“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闲情，更会有“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兴致，更会有“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的俏皮，更会有“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悠然，更会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雅趣，更会有“剑行天下”“风歌笑孔丘”的豪气，更会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雄阔。

更为重要的是，钱学森的世纪之问，至今仍振聋发聩，响彻耳际。如果孩子们远离了把控和束缚，教育有了她应有的温润和美好，说不定，中国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乃至一题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