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一时期阅读的宣传、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报刊。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兴起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1920年夏天他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真正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他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和李大钊走得较近，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恰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二十五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他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做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思想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根据所做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或向书社股东报告，或作为广告拿到报上发表。被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1920年11月，他还为文化书社写了一份传单，四处散发。传单上要求识字的人组织各种“读书会”，每人出点儿钱，买一批书回来，大家互相传看，然后一起讨论。最后说：“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作者按：文化书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他当时看重并大力推荐的西学书籍，按类归纳，大致有以下这些，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在五四前后所读西学的情形。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的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等。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都是他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他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
对这些反映新思潮的著述和报刊，如果没有“追星族”般的阅读和研究热情，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就不会涌动起那样激荡多彩的思想浪花，他对“主义”的寻求也不会那样深入，他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会那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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