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上高中的。
我的中招分数虽然超过了我们县重点高中一分,但因为第一志愿没有报这所学校,要交1000元的借读费,那可是一个高中生三年的花费,我知道这笔钱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最后,我选择了去离我家五里地的镇上的一所普通高中。
离家远的学生都在学校食堂吃饭,每交一斤面,就要交两分钱的伙食费,一个馒头要花四两粮票,同学们都觉得不划算,离家不太远的,基本上都是捎着干粮,粮票只用来每天买三碗饭吃。
那时我们国家还是六天工作制,星期三下午放学就成了同学们回家取干粮的时间。
我家买不起自行车,我就走五里地回家。那时镇上还都是土路,加上人口密集,一场大雨过后,镇上的路就变成了又脏又臭的稀泥糊,上面落满了小飞虫,每向前走一步,就有一群小虫子飞起来。每次走粮店后边那条路我都要屏住呼吸,并且要专心致志地踩着别人的脚窝或者像过河一样踩着石头、或者砖头走。走出了镇子,眼前便豁然开朗,看着路两边一块块绿油油的麦田,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我会尽情地做几个深呼吸,庄稼和泥土的清香顿时让人心旷神怡。
走过麦田就到了颍河边,那时每当听郭兰英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我上学路上的这条河。沙石的河床,尤其是雨季发过几场大水之后,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成群的鱼儿在水中嬉戏。耳边不时传来在河边浣衣的姑娘、媳妇们的欢声笑语。
过了河就是少阳寨村,我们班的春花就是这个村的。跟镇上相比,这个村子的路又宽又干净,房子盖得也很体面。我邻居家一个比我小的那个妹妹找的婆家就是这个村子的,大家都感觉她好像要嫁进一个小康村,惹来我们村许多姑娘的羡慕。这个村子之所以让大家另眼相看,主要是因为村子里有个地毯厂。
走出少阳寨,你会看到田野里有个地标性建筑,那是一个足有50米高的大水塔,听说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
挨着少阳寨村的是车庄村。村口第一家的三层小洋楼,格外引人注目。这家的主人是个传奇人物,我见过他一次。他板阔腰圆,圆盆大脸,黑得像个非洲人,镶了四颗大金牙,在那时镶金牙可是身份的象征,他右手无名指上还戴着一个大金戒指。当人们说到他的发家史的时候,都只是会心地笑笑。他家的大门经常是紧闭的,不时能听到大狼狗凶神恶煞般的狂吠声。
经过30多分钟的跋涉,等我到家的时候,母亲早已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在等着我了,我吃饱喝足,母亲已经用罐头瓶给我装好了咸菜,还有外酥里嫩的发面葱花饼和香甜的烤红薯。我背上满满的一书包干粮,匆匆地告别母亲,就又踏上了返校的路。
有一次,我走到我们村的井边时,正好碰上嫂子和哥哥从地里干活回来。听到嫂子嘴里嘟囔了一句,"又回来了!" 她的声音不大,可能既想让我听到,又不想让我哥哥听到。也可能这句话在心里憋了太久,不说出来自己实在难受,所以,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不小心被我听到了。
仔细想想,自己被嫌弃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村的另外五个同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他们不但不花家里的钱,还为家里分担了很多劳动,而我……那天,回学校的五里路走起来格外漫长,装干粮的书包背着也格外沉。
我姑姑也曾劝过我母亲,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可我母亲对供我上学态度一直很坚决。所以,当我考上大学后,母亲对我说,大家都羡慕她供出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每次说起来母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自从我上高中后,母亲对星期几就变得敏感起来。她要提前发好面,蒸好馒头,等我回来取干粮,并且她从来没有记错过日子。
记得有一个星期三下了大雪,走起路来一步三滑,速度要慢很多,这样的天气我是不可能回家取干粮的。谁知那天下午放学时,我看到白茫茫的大雪中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母亲冒着大雪来给我送馍了。那时,母亲已经快60岁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高中时代的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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