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猜它是想突破这副脆弱单薄的胸膛。
今天是特地绕了个圈儿回家的,因为蜗牛的数量令人吃惊,短短几分钟就数到了一百四十三只。追寻着它们的痕迹,我走上了一条很久不曾走过的路。
当我专注于探寻着花花草草时,一个很轻微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小姑娘,小姑娘。”
当然,由于自己的年龄,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在叫我。而当我循声望去看到她时,她却正在对我招手。我平时几乎不出门,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这件事太突然,我不由愣住了。
“小姑娘,你过来,我看看,你那是菜吗?”她俯卧在那里,吃力地抬着上半身,右手托着腮,左手指着我一点一点。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她是在指我手里拎着的那块豆腐。
“您说这个吗?对啊,是块豆腐。”
“哎呀太好了,小姑娘,你能告诉我你这菜在哪买的吗?是这附近吗?”
“对,就前面这路口,拐过去,马路对过儿……”她一口一个小姑娘,让我的意识混乱不堪,似乎在被迫行使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这豆腐多少钱?贵吗?”
“两块钱,贵吗?”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我也无法确定。
“那不贵呀,就是在前面那路口吗?”
“对。”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待的地方是个背风的墙角,脑袋的上方还撑着把伞,于是比划起来动作幅度加大了些,“这么着拐过去,马路……”
“小姑娘,你能过来点吗?离我近点,我看看你这豆腐。”她始终彬彬有礼,笑容可掬。
那一瞬间我犹豫了。她身下铺着很多纸板,身上搭着一条脏薄被。看起来这是个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有个理由令她如此,这个理由我一过去可能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触及。
“没事,你别怕,我不要你的,我就是看看这豆腐好不好。”她开始安慰我。
我走过去把豆腐递在她面前。其实我很想直接送给她,这样她就可以仔细看了,而我也能及时抽身。但我不好意思把“给你好了”这句话说出口,而她也没有要接手的意思。
她只是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嘉许:“嗯,这豆腐挺好的,卖菜的就是那边不远处是吧?”
“对,马路对过儿就是!”这次我斩钉截铁总结完了整条路线,顾不上理会对不对。
“谢谢你啊,我一直没找着卖菜的地方,等我爸爸回来让他去买来做。”
我看看她。皮肤干涩,体态却还饱满,眼白透着湛蓝,头发却是花白。“鬓仿初冬的雪霜归故乡”,她的爸爸该多大年纪了呢?
“您这儿……方便做饭吗?”
我为自己的直接感到抱歉,但我的确想知道她是不是只是在附近做一些杂工而已。或许这只是个临时休憩之处,或许她在什么地方还有个能遮风避雨的屋子,那里可以炒菜做饭,可以洗衣服,可以跑着小孩。
“哎呀,哈哈,不是这样的。”她欢快地笑着,把我弄糊涂了,“你不知道的呀,我们有个小炉子,还有个锅子。”她费力地用肘支着身子,两只手比划着,“我爸爸他捡的人家不要的,但是没盖子……我爸爸他捡人家扔的瓶子去卖钱,买米回来做饭吃……”
她的话有一些口音,说多了我的大脑有些辨别不过来,最终我也没弄明白她究竟是如何进行烹饪操作的。
“你们就住这儿么?”我还是无法相信。
我知道,流落的人太多了。但是为什么,一对上年纪的父女,也算家庭了,要一起住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
“嗯,我们也没办法。”她指指我身后,“我是来这边告状的,可是一直没告下来,钱都花光了,就只能先在这里……”
街道对面是一座恢宏的法院。高高的台阶与大门之间宽广得可以用来举办田径比赛。
“我是给人家打工,不给我发工资,还把我打成这样子。”她晃晃右手,天,她的右手只有两根手指,“然后又送我去劳改所,关了好久,还要立我的罪,我现在动也不能动,都废掉了,我也是没办法。”
我这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采取着这个俯卧的姿势,现在更没有把“给你好了”这句话说出口的勇气了。
接下来的近一小时里,她开始非常快速,不中断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由于她的南方口音,我只听明白了个大概。其间,一个路过的戴着墨镜的文质彬彬的大姐也停下来听着。周围一直有人在来来去去,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两个倾听者的日子恐怕是过得最悠闲的。
趴在这里的这个女人,是湖南人。她曾经在北京知春路一家物业公司打工,但不知为何发生了劳务纠纷,工资没给她,还打残了她,并且通过某种手段把她扔进了劳改所关了起来。等她出来后,面临的是要在一份什么认罪书上签字。她不干,老父老母和亲妹妹帮她凑了点钱,老父亲亲自陪着她上京告状,可是对方又准备了某种虚假证据,现在正在某个猜来大概是取证和递材料预备出庭的阶段。
她口齿灵便,思路也没什么问题,边说边不停问我和那位大姐很多问题。
“人已经残废了,也没有能力养育家人,现在还给我安上罪名,谁能忍受啊?”
“已经嫁不出去了,现在更是,都在议论,家里人肯定受不了你说是不?”
“即使是你的亲妹妹,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呀,人家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群体,你不能拖累人家,况且妹夫呢?”
“人家都说你姐姐怎么样怎么样,废人还犯了罪,开始还能忍受得住,时间久了都不行的呀,妹妹都顶不住的话妹夫那更不用说了呀,你不能在家里当累赘吧?”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很多,有些是在给我们陈述一些事实,有些是自己日积月累的思虑。以我的无知,并不知该如何为她指条出路,能做的只是认真听她说。
身旁戴墨镜的大姐问她:“你多大了呀?”
“我三十四岁了!还没有结婚!没人要!连男朋友都没有!”她有些激动,但似乎并不伤心。有些事,有些人早就看开了,他们的痛苦往往远远高过那些看不开的人。
大姐用一只手背轻轻挡着嘴,附在我耳边悄悄说:“她才三十四,这么年轻,可你看她那些白头发……”
我也很震惊,因为她比我小。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对人生似乎付出得太少了。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样啊,这儿的天气过阵子凉了很难熬。”我努力尝试劝解,“再试试,还不行的话就回家吧。普通人家,这种事儿解决了的难。”
“回不去了呀,我们已经把钱花光了,回去的路费都没有,再说我一回去,就要签那个认罪的文件,我这样了再是个犯人还行吗?更没人要了,爸爸妈妈还能给我口饭吃,可是爸爸妈妈都这么老了,我养不了他们还要做犯人!”
其实她说的一些逻辑我听不太明白。但她想这件事应该比我久得多,她的选择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那你手这样儿,你去找残联啊。”墨镜大姐说。
“没用,人家说这个归地方管,让我回去。”
一时间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不过却突然想起了豆腐:“要不这豆腐你先留着,这儿还有小葱,你都留着,我过去方便,我再买。”
“哎呀不行!”她又笑了,“我不能要人家东西,我一要,他们就要把我送救助站关起来,说我要人家东西了,我不能要。”
“这是我送你的,又不是你要。”
“不行的不行的,没事的,谢谢你啊,我不能要。”她一直带着笑,拒绝得却很坚决。
一位老人走过来。白衬衫,干瘪瘦小的身躯,温和的神色,安静地把一棵白菜立在墙边,坐下来。
大姐很肯定地发出疑问:“哦,这是你父亲。”
“嗯嗯。”她点头。
父女俩用家乡话聊起来,我完全听不懂。但从她的手势,可以猜测里面一定包含豆腐这个词。老人走过来,带着羞涩的笑,对我和豆腐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大姐又用手背挡着嘴,对我附耳道:“你给她爸爸,她爸爸应该没事,肯定能要。”
我把豆腐和小葱递给老人家:“要不大爷,这您先留着拌拌吃,回头我再找个锅盖过来,我正好有个锅盖……”
“哎哎,不行……不行……不要……”老人直摆手,巴掌大的脸通红。
又失败了。
“要不妹妹。”离近了我的年龄暴露了,她不再叫我小姑娘了,“麻烦你带我爸爸过去,找那个菜店,我们自己买,麻烦你了啊……”
“行,好,好。”我连声应。
“哎。”老人也答应着,又离我近了一步。
接下来我和这位老人一个望墙,一个望树,陷入了离奇的寂静中。有沟通障碍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么可怕。
“那爸爸你就和这个妹妹去吧。”她欢快地挥着手。
墨镜大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那大爷,我带您过去。”我终于鼓起勇气主动招呼。罗大佑教育过:我不能让自己再装聋作哑,沉默的表达代价太傻。
“哎,哎。”
几分钟就拐了弯,红色的楼立在眼前,楼下小胡同里就是卖菜的。过马路时我总是救世主附体想护着大爷,可大爷为了与我保持礼貌的距离,反而落得更危险。我们艰难地过了马路,到达目的地。
“您挺辛苦的,不容易。”我尽量显得成熟老道。
“哎,哎,没办法……”大爷看着地面。
“再坚持坚持,不行就回去吧,反正怎么都不容易,这边儿还不好受。”
“哎,哎,是,是。”
我觉得自己的说辞很苍白,但谁能告诉我我应该说什么呢?
漫长的岁月里,我觉得自己思考了不少,宏大的渺小的痛苦与忧愁,对世事万物的愤懑悲怀,在此刻却完全无能为力。无法提出法律方面的专业意见,没有力量驱逐黑暗,安慰与劝解的话不会说,甚至连同情都没有能力展现。
回家后我找出锅盖。因为一向与锅盖有仇,这个是新买不久的,看上去还很美观。
我给她送了过去,同时还带了W的驱蚊花露水。她正在与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环卫工人聊天,看见我又过去了很高兴。不过她不收花露水,环卫工人劝她她也不要,最终只收下了锅盖。
她用力撑在那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脸也有些泛红:“谢谢你啊小妹妹,这个,他们该不会说我跟人家要了,小妹妹你人这么好,祝你一辈子走好运!将来做大官!”
我的心突然就嗵嗵嗵地跳得很快。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大官,这是她实现不了的祈愿。
她整天这样趴着,腰一定很难受。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又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让她如此灰头土脸躺在众目睽睽之下呢?我看着地下那些纸壳子,看着那柄看不出颜色的伞,一根伞骨理所当然地折了。我看着那条脏被子,她晒爆皮的胳膊,她湛蓝的眼白,她身后角落里那摊面目全非的杂物。
我忘不掉的画面。
这世界上无数个相似的角落。我不在这些角落。他们和我一样。他们在这些角落。
我第一次离这些角落这么近。因为我受到了礼貌的邀请。
如果不是那一百四十三只蜗牛,我不会看到这个匍匐着的女人。它们让我遇见她,让我看见她的苦楚,如果我思考“为什么”,是不是就可以助她解脱?
蹩脚的记录,是为了提醒自己他们的存在。
因为有这些更不幸的人,所以才更难感觉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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