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
一
提到湘西，你会想到什么呢？青山绿水、吊脚楼、傩堂戏、苗歌、银饰、摆手舞、琵琶裙、灌肠粑……，是的，湘西很奇、很美、很净，这是一片充满诡谲风情的境域，一块清新脱俗的土地，一个如诗如画、似梦似歌的江南水乡。曾有人说：“湘西的美，写在沈从文的书里，描在黄永玉的画里，唱在宋祖英的歌里”，厚重的历史底蕴，浓郁的民族风情，瑰丽的山水风景，构筑了湘西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特色。当然，或许人们脑子里还会不时飘过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凶悍、嗜血、啸聚山林——那就是“湘西土匪”，这多拜《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血色湘西》等影视作品所赐，土匪之于湘西，就如同黄沙之于西北，椰林之于海南，已经深刻于人们的脑际，成了一道化不开的阴霾或传奇。
古时候的湘西，号称“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据说解放前夕有土匪十万，大小股匪五六百支，土匪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人民百姓在官、匪、霸三位一体的残酷统治下，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被称为“中国的盲肠”，故有“湖南未乱，湘西先乱”之说。湘西人历来民风彪悍，好勇斗狠，生来不怕死，用凤凰土话说：“死了卵朝天，冒死又恰饭”，更有人家世代为匪，专靠打家劫舍、拖枪上山谋生，一直到1965年，湘西最后两个土匪覃国卿与田玉莲夫妇才被剿灭，为此，中央军委还特地发表了声明：中国大陆最后一股土匪被歼灭！
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听闻土匪的残暴，历史课本里面就是这么写的，说古丈土匪张平是“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说新晃土匪姚大榜14岁就杀人，而大庸土匪覃国卿的梦想就是搞100个女人，杀100个男人，连他的老婆田玉莲都是抢来的……。而我的祖辈，谈起土匪来，更是咬牙切齿，爷爷说在溪岗河畔油炸坡上，有个西江洞，里面住着土匪“砍脑壳”（从名号就可以看出人们的愤恨），在湘西剿匪时，“砍脑壳”在洞里抵抗了十天，解放军动用了机枪、烟熏甚至是大炮，都无法把他干掉，直到有人乘着天黑，摸到洞口扔下成捆的手榴弹，才最终将之消灭。想起祖辈们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我的眼睛顷刻湿润，从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懂得了土匪的血腥和残忍，懂得了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直到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天亮了，乌云散尽，湘西人民才最终“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二
成年之后，我开始对湘西匪患进行反思，因为无数的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所谓“事实”，是经过改造后的“说法”，史书记载不一定公正和客观，许多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比如王莽，班固在《汉书》里对其大加唾骂，说他是“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的乱臣贼子，老班似乎有意忽略了汉哀帝的骄奢淫逸、喜好男宠（断袖之癖），最后还死于春药过量，而王莽实际上是一位智勇双全、富有远见的社会改革家。
古时候的湘西地域辽阔，“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人称“大湘西”，又称“苗疆”，大致包括今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市7县、张家界地区（旧称大庸）以及怀化地区，境内沟壑纵横，溪流密布，崖穴深幽，武陵山、雪峰山横亘其间，酉水、沅水、武水奔流不息，其中有10余县处于湘、鄂、渝、黔、桂交界处，自古就属蛮夷之地。据沅陵史料记载，1951年，湘西总共剿灭土匪92081人，这个数字与“十万土匪”的说法接近，而当时湘西三地（今湘西自治州、怀化、张家界）人口加起来不过350万，相比于人口数，土匪未免多得惊人。后来，湘西土匪被招安一批，改造一批，镇压一批，还有一万余人被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湘西匪患才逐渐肃清。
毫无疑问，“匪”之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是被误解最多的词汇，其实“匪”字最初的含义无非是指：不寻常、特殊的一群人。《水浒传》中宋江一伙未被招安之前，被朝廷称为“水洼草贼”、“宋匪”。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溪州刺史彭士愁（湘西土家族祭祀的彭公爵主）被称为“蛮匪”，明朝时期，湘西土家族民族英雄覃垕（hòu），被朱元璋称为“蛮贼”、“山匪”，乾嘉苗民起义时，吴八月、石三保等起义领袖也被称为“苗匪”，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换句话说，历史是由统治者书写的，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统治秩序的人和事，不问是非缘由，不是斥之为“匪”，即是诬之为“贼”。
但是历史的烟云，掩盖不了事实的存在，越过消逝的时光，我们可以从厚重帘幕间的些许缝隙，窥探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在湘西土匪之中，只有极少数职业惯匪，绝大多数属于“兼职”、随从，平时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我们湘西本地人的口中，打家劫舍、危害一方的匪徒，被统称为“抢犯”，而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许多匪与贼，在湘西人眼中，都尊之为“王”，并受到祭祀的尊荣，比如彭公爵主、覃垕王、苗王、盘瓠大王等等。
土匪自然可恨，中央政府开展湘西剿匪，自然顺应民心，造福百姓，但问题是，不能因此而把湘西描绘成土匪窝，也不能把湘西人等同于土匪。事实上，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与湘西人民的对峙斗争中，统治者同样做了许多非常残忍、阴暗、丑恶的勾当，比如明朝嘉靖皇帝曾悬赏，活捉一个苗人，奖赏5两白银，杀了一个苗人，赏银三两。乾隆年间，清政府实施“屯田养勇，设卡防苗”政策，湘西人民的大片土地，被屯兵圈占、被奸商抢夺，从而引发“乾嘉苗民起义”。最幽默的是，康熙年间，朝廷在湘西颁布法令，禁止苗汉通婚，违者杖打一百，仍要离婚，就连做媒的人也要杖打90大板，康熙爷连男女之事也要横插一杠，似乎忘记了自己原是满族——从此湘西民间流传“铜不沾铁，苗不沾客”的说法。
三
湘西为什么多匪？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回顾一下湘西的历史和特殊民情，并纠正几种错误的历史观。如今的湘西已然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特别是我的家乡凤凰县以及花垣县等地，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在历史上则恰恰相反，翻开地图可以看见，湘西这个小地方，正处于中国内陆中央，东临洞庭湖——那是汉人聚居地，西枕云贵高原——那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故乡，可以说，湘西是进入西南的门户，自古以来，多元文化、多个民族就在这里交汇、碰撞，擦枪走火的事情也属平常。加上湘西山多林密，土地贫瘠，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地方，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自然谈不上发展经济，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湘西人倔强、勇悍的性格。
湘西自古也是多民族聚居区，但是主要群体有三家：土家、苗家、客家（汉人）。土家族是巴人之后，自称“毕兹卡”，曾经在商周时期建立过巴国；苗族自称“果雄”，由三苗、盘瓠部落发展而来，著名的蚩尤是其早期首领，汉人将蚩尤描述为人身牛蹄、铜头铁额的怪物，而苗族则将黄帝、炎帝描述成作恶多端的魔鬼——当然，这仅属于历史问题，不代表现在的民族关系——俱往矣！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土家族与苗族世代杂居，有着诸多相近的习俗传统，比如都崇拜傩公傩娘，都敬鬼神、尚巫术，都过四月八、六月六等节日。古代史书把湘西人统称为：武陵蛮、五溪蛮、土蛮、苗蛮、峒蛮等等，由“蛮”字一词，可看出其中深刻的歧视（蛮字本意为粗野、凶狠、不通情理）。《诗经》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泱泱大国，跃然纸上，仿佛中华帝国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的——这也造就了人们心中的“天朝上国”观，但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先秦时期，湘西属于楚国“黔中郡”，但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居民生活在以血缘或姓氏为纽带的部落中，部落之间各自为政，与外界接触不多；秦朝统一全国后，仍在湘西设“黔中郡”，汉朝改为“武陵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就整体来看，隋唐以前的历代中央政府，是以谨慎的办法保护中华帝国，而不是通过无限的势力扩充，来统治贫穷又无利可图的湘西各蛮族部落，但是放弃湘西又有损“天朝上国”的名誉和主权，因而只能采取“以蛮治蛮”的策略。换句话说，只要湘西人不闹事，给足朝廷面子，中央政府即对表示归顺的湘西各部落，不予征伐，给予自治。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湘西老百姓只认部落首领，不知山外皇帝，既不纳粮当差，也不输赋供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湘西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过着闲云野鹤般自给自足的生活，正如陶渊明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所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也太不像话了，我堂堂大汉天子，手下带甲百万，疆域宏远，你小小的湘西竟然不认识我？”——可以想象历代统治者的愤怒，但转念一想，湘西只是个鸟不拉屎地方，又何须跟他们计较，反正那些野蛮人和动物也没啥区别。于是，在隋唐至北宋年间，朝廷开始在湘西实施“羁縻州”制度（‘羁縻’的本意是牵牛络马），这是“以蛮治蛮”政策的延续。湘西各部落首领依照惯例，定期朝贡，表示归顺，中央政府除了对归顺者授予官职、允许其权力世袭之外，也开始在湘西增加驻军，因而与湘西各族渐渐发生矛盾。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大乱，湘西各部落顺势而起，拥兵自立。939年，影响湘西历史进程的“溪州之战”爆发，溪州刺史彭士愁（即湘西人民祭祀的彭公爵主）与楚王马希范，大战于老司城（今湘西永顺县境内），彭士愁虽然战败，但马希范同样损兵折将，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双方谈判，彼此约定：一、划疆分界，酉水之南归楚，酉水之北归彭士愁；二、互不侵扰，楚国军民不能随意进入湘西，湘西人也不能随便冒犯楚国；三、湘西自治，楚国不能在湘西征税征兵，湘西官吏由彭士愁任免等。为了使盟约神圣，不容背叛，双方在永顺县酉水河岸，立一铜柱，重5000斤，直径39厘米，高约4米，并将盟誓内容镌刻其上，称为“溪州铜柱”（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溪州之战的意义在于，确保了湘西独立自治的地位。
此后近800年时间，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慑于元朝威势，湘西进入土司统治时期，形成了事实上的半独立王国。而历代中央政府，也基本遵守溪州约定，虽然与湘西各土司偶有摩擦，但大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总体来看，在实施土司制度期间，湘西各族人民与汉区隔绝，形成“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施“改土归流”之前。
当然，我说历史上的湘西是独立王国，并不是说历代朝廷无力征讨，而是统治者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大动干戈，不仅劳民伤财，甚至会引发西南各少数民族反抗的连锁反应。加之湘西山多林密，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民风彪悍等缘故，统治者只能采取“经夷制夷”、听之任之的办法，好图个眼不见为净。
四
时间进入到明朝，随着中央皇权的加强，朝廷开始有意强化对湘西的控制，双方矛盾因此日渐加剧，特别是霸道强硬的朱元璋，开始在湘西施行“赶苗拓业”政策——“执值戈赶苗夺业，插标为界”，土家族、苗族的大量土地因此被官府、客家奸商夺取，湘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据史书记载，自洪武元年至万历年间的二百年光景里，明王朝对湘西的征剿，累计高达三百多次，因而湘西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比较著名的有明朝宣德5年，湘西凤凰县腊尔山苗王吴石尔、白大虫起义，起义军“掠清浪，杀官吏”，与三十万明军大战数十场；1436年—1460年，湘西芷江的李天宝，自称“武烈王”，引来明朝官兵七万人血腥围剿；1539年，凤凰腊尔山地区遭遇特大旱灾，苗民龙西波、吴黑苗揭竿而起，明朝廷再次调集10万大军“平苗”，起义军“据城防守、潜伏林篝、昼伏夜行”，与官军玩起了捉迷藏……。
可以想象当时大明朝堂上的画风，大致是这样的：“平定了、平定了，湘西终于安宁了”，满朝文武弹冠相庆。但没过几天……，“造反了、造反了，湘西人又反了……”，好不容易平息了一波起义，又引来另一波更加激烈的反抗。明朝派驻湘西的地方官员，整日担惊受怕，刑部郎中马协说他们“畏苗如虎，自视如鼠”，朱元璋的子孙也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只能将湘西冠之以“中国的盲肠”。
回顾明代的湘西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被征剿的悲壮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不为强暴、奋勇反抗的英雄史，正如湘西苗歌所唱：“山是命来林是家，一草一木不许霸；虎霸山来砍虎爪，豹占林来敲豹牙”，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叛与征剿中，湘西人民生灵涂炭，明王朝也精疲力竭，最终得出了一个气馁的结论：湘西的蛮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明朝政府决定修筑一道屹立于湘西苗疆的永久性屏障——它即可成为大明帝国强盛的象征，又能将湘西那些吵闹的野蛮邻居隔绝在外，它即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形象工程，又能清晰的传递中央政府的信息：“老子进不去，你们也出不来，不要扰了我大明皇帝美梦即可”。
明朝政府还特别规定：“东苗（熟苗）不能西进，西苗（生苗）不能东入”，一旦发现“生苗”（未汉化的苗民）进入城镇，官兵立刻擒拿，将其绑在高杆上，乱箭射杀！——可以想象那景象之惨烈！在明朝统治者眼中，湘西人就是一群化外生番，其“平蛮”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遏苗之来，截苗之归”。
明朝在湘西修筑的这条长城，就是著名的“南方长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动工，主要建在湘西凤凰县境内，跨山涉水，曲折绵延，长达三百余里，之后又向吉首市、古丈县等地延伸60里。但是明朝末年风雨飘摇，境外满清虎视眈眈，境内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风起云涌，湘西人民自然加入了李自成大军，愤怒的苗民将此长城夷为平地——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捶嘛。
据统计，明朝是继秦始皇后修筑长城次数最多的朝代，统治者不知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不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却一味采用“修高墙，筑边防”的军事封锁政策，妄图拒敌于外，还自以为“天国王朝”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最终却换来社稷崩塌，国破身亡——既可笑又着实可悲。
据说崇祯皇帝在死前哀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事实上，当时的满清虽然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在袁崇焕、祖大寿等优秀将领的坐镇指挥下，有关宁铁骑、天雄军等的骁勇善战，仍然有保全河山的可能性，只是大明朝政昏庸，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加之天灾不断，就算崇祯皇帝17年间换了50个首辅大学士，就算他勤政爱民、龙袍满是补丁，那也是“下了山的菩萨——不灵了”，大明王朝内外交困，气数已尽，终于在起义军的欢呼声中，轰然坍塌。北方长城未能阻止清军入关，南方长城也成了断壁残垣——正是：“往事乾坤在，荒基草木遮；至今徒者骨，犹自哭风沙”。
五
我还记得小时候，坐车去阿拉营赶集，只见公路两旁绵绵的群山之间，苍茫的暮色下，一道模糊的暗影，如长蛇般蜿蜒盘亘，忽高忽低，纵横交错，直通远方天际，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看见一个古旧的碉堡，耸立在群山之巅，碉堡看起来早已颓圮不堪，四周全是荒草野石，但依稀可见当初的气势和雄伟，特别是在夕阳的余晖下，碉堡又平添了几分清冷和诡秘。我曾好奇的问母亲：“为什么山上会有城墙呢？”，母亲告诉我：“那是边墙，边墙北边住着苗家人，边墙南边住在客家人”，母亲所说的“边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南方长城。今日的南方长城焕然一新，与我小时候所见到的已完全不同，那是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经过修缮改建的。
明朝修筑的南方长城，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前，就被湘西人民摧毁，但是满清政府治理湘西之残暴，比明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人们还会不时想起清军犯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行，《大清律例》中有36条关于苗疆的条例，例如禁止苗民私造兵器或者携带刀枪，勒令苗民纳粮当差，禁止内地人民无故擅入苗疆，苗人也不准擅入内地人民境地等。
“改土归流”之前，清朝基本沿袭明代“以蛮治蛮”的政策，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因而，生苗区内既不设官，也不纳赋，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状态，同时，在生苗和熟苗区交界处，清政府大量设置卫、塘、讯、哨卡等据点，重兵把守，外地人不得随便出入，实际上是把湘西人分割包围起来。
康熙时期，清朝国势达到鼎盛，开始推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正式发布“改土归流”令，清朝开始强制在湘西各地设置府县，派遣流官，时任永顺土司彭肇槐说：“不改，有灭族之灾，所以不得不改”。乾嘉苗民起义后，清朝微微调整治理政策，在湘西实施兵民合一的“屯政”，实际上，所有政策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武力征服、掠夺土地，并将湘西人变成佃客甚至是奴隶。
对于湘西人来说，政策上的歧视也就罢了，反正湘西人也不常与外界交往，但是清朝在湘西不断的蚕食土地，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的肆意侵吞，文武官员、兵丁的敲诈和凌辱，这激发了湘西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的“乾嘉苗民起义”最终爆发，这是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依照惯例，清朝政府依然将起义者称之为“匪”。
1787年（乾隆52年），几个贩卖耕牛的汉人，路经凤凰勾补寨时，被强盗抢劫了财物，官兵和差役闻讯而来，不问青红皂白，勒令勾补寨人赔偿，还从中大肆敲诈勒索，勾补寨人不服，石满宜等人起而反抗，随即，官兵800余人闻风而来，四处堵截，并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勾补寨200余户中，被杀19人， 被捉拿133名，石满宜等数十人被处死，史称“勾补事件”，这一消息传遍了湘西，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我们湘西有句话说：“砍柴不怕高山坡，造反不怕砍脑壳”，1795年正月，贵州松桃石柳邓、湖南永绥厅石三保，以及吴八月、吴天半等人，聚集在凤凰厅鸭堡寨副百户吴陇登家中，商讨松桃，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寨共同起义，并提出“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的口号，因石柳邓的起义准备活动被官府发觉，石柳邓遂决定提前起义，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石三保在黄瓜寨，吴天半在苏麻寨，吴陇登在鸭堡寨，吴八月在坪垅，吴廷举在三岔坪，先后揭竿而起，湘西、黔东北一带人民纷纷响应，起义苗民越聚越多，湘西形势风起云涌，义军以乾州为中心，占据湘西，扫荡黔东，兵临四川，清朝地方守军望风而逃，清政府惊慌失措，迅速派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等统帅7省18万大军，兵分三路前来围剿，各路起义军与清军展开了殊死决战，同时尊称吴八月为苗王。乾隆皇帝在谕旨中对起义军首领大加诅咒，称要“隐诛其魂”。
起义军声势虽大，但武器落后，补给困难，兵力又过于分散，数次作战均受挫，战斗中，清军使用了大炮等先进武器，当年清军曾在宁远、锦州一带，被袁崇焕使用红衣大炮，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抑郁而死，而如今清军却用大炮来对付苗民起义军了，起义军也有大炮，但那是用桐木做的，桐木表皮坚硬，掏空木心可以装填火药，只是威力可想而知。
乌巢河一战，是起义的转折点，起义军首领吴天半首先被俘，当即被清军押解京城，凌迟处死。清军遂集中兵力，围攻起义军的中心地区鸭堡寨，这时候，叛徒出现了，原鸭堡寨副百户和义军首领吴陇登向清军告密，致使“苗王”吴八月被捕，吴八月被捕后受尽酷刑，被关进木笼里，抬游各苗寨，脔割(切肉块)示众，据传吴八月每被割一刀，就对敌人猛喷一口鲜血，睹者无不恸哭，闻者无不垂泪。苗王被捕后，起义形势急转直下，1796年七月，乾州陷落，石柳邓与吴八月长子吴廷礼、四子吴廷义继续高举义旗，指挥起义军与清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不得不退守石隆寨，1797年正月，在清军大兵围攻下，石隆失守，起义军以死相拼，终因势单力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乾嘉苗民起义对清朝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朝廷耗费白银数百万两，损失一百一十多位将官，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均死于乱军之中，这次起义过后，各地起义余波仍未平息,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春，轰轰烈烈的苗民起义，才最终被清军扑灭。有学者认为，乾嘉苗民起义使得大清帝国由盛转衰。
面对湘西人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抗，清朝不得不调整政策，一方面坚持“屯田养勇”，另一方面开始推行文化教育，试图培育苗族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以草捆草、以苗治苗”。而另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在明代南方长城的基础上，重修长达150公里的“边墙”（南长城），其间设置碉堡、哨卡、关口一千余座，光凤凰县境内就建有军事设施八百余座，并且屯兵数万，时刻防范和镇压湘西人的反抗。现在的南长城就是清朝军事防御的最前沿，也是湘西人民与清军殊死战斗过的古战场。
六
历史能教给我们什么？法国文豪雨果曾说：“历史是过去传到未来的回声，是未来对过去的反映”。没有昨日的深邃，就没有今日的博大，没有今日的博大，就没有明日的宏远，历史带给我们的是精神，是回忆，是珍惜，是奋进，血与泪，蹒跚与抗争，构筑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今天，我们站在修缮后的南方长城上，已经很难见到往日的废墟和残垣，但历史的沧桑、往昔的兵戈、童年的记忆，仍不时回荡在我的眼前。南方长城虽然记载的是昨天的故事，但时光的年轮，不应该抹煞我们祖辈们的足迹，端看那些苍老斑驳的色彩和裂纹，我们不仅要缅怀那些不屈的先辈，更要反思一个民族曾经的悲壮与坎坷。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真正能使天下长治久安的，不是孤立与隔绝，而是开放与包容，真正能使河山永固的，不是修的长城，而是心的长城。
湘西野老，632954232@。
2017年1月3日记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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