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
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但是总有一个人，
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
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火，然后快步走过去，
生怕慢一点他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
我带着我的热情，我的冷漠，我的狂暴，我的温和，
以及对爱情毫无理由的相信，走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后来，有了一切。 ——《梵高传：写给提奥的信》
梵高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纯粹的美的事物。
我们很正常，但是我们看不见。
正常，意味着我们有太多妥协吗？
我们不知道，一再妥协，我们已经流失了真正纯粹的自我。
梵高揭发了所有“正常人”的妥协，他明确宣告：没有某一种疯狂，看不见美。
梵高在为“艺术”而创作吗？
或许不是，他只是要见证一个时代，一种生存，一种社会制度下人的穷困与绝望。
他用蘸水笔画下背负重担的人走过，背上的重物压得他们直不起腰，他们沉默地走着，梵高似乎想记录下他们粗重的喘息。
《向日葵》也许是梵高燃烧自己的方式，彻底而纯粹，他剧烈的爱的形式，生前使人惧怕，死后却令人震动。
我们害怕这样的爱，我们又渴望这样的爱。梵高的《向日葵》书写出世人的矛盾。
梵高一系列的自画像，记录着他逼视自己，凝视自己的过程。
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这么深沉的自己，需要多么诚实，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一般人看到的自己也许只是非常肤浅的表面。
自我挖掘下去，通常的人都会害怕。
梵高用最不逃避的方式逼视真实的自我出现。
在镜子里逼视自己是一种勇气！
在镜子里逼视卑微、难堪、疯狂的自己，梵高在这张《自画像》里表现了惊人的冷静。
他以最忧苦的眼神看着自己，除了悲悯，生命别无其他的救赎！
在濒临疯狂的边缘，在痛苦的临界点，在自戕绝望的前夕，梵高看到的信仰，仍然是牢固不移的信仰吗？
像是他留在人间最后顽强的信仰的坚持，即使生命如此剧痛，他仍然坚持信仰。
然而这信仰或许是在多么难堪、卑微、脆弱、疑惑、焦虑的不安中维持着岌岌可危的平衡吧。
在生命的岔路上，向一边走去可能是希望，另一边走去是绝望，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一边是妥协，一边是坚持。
女子的落寞与思念才是荷兰画派真正的主题，是留在平凡生活中具体的荷兰风景。
唐代也是爱征战的，动人的唐诗却旁敲侧击，留下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耐人低徊的诗句。
能够创作自画像的画家是能反省生命的画家，能够留下自画像的民族。
他的爱，强烈而绝对，现实世界的人害怕这样的爱。
我们都渴望爱，如同《维摩诘经》所说：
“是身如焰，从渴爱生。”
我们的肉身向火焰，从渴望爱而生。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爱都受到了磨损、扭曲，我们与现实妥协，爱，已经不纯粹了。
梵高无法与现实妥协，他要一种绝对纯粹的爱，近于信仰的殉道。
殉道者必须饱受折磨，饱受肉体与灵魂的燃烧之苦。
孤独，是因为生命里某些坚持的部分无法被他人了解。
寂寞是因为心里许多心事堵塞着，只能挤压宣泄在画布上。
画留了下来，在生前卖不出去，无人理解，甚至饱受嘲弄轻视的画，却在生命结束之后，有人了解了，有人看懂了，更多人热泪盈眶站在他的画前面，如同唐·麦可林一样。
如果唐·麦可林早生五十年，他会了解梵高吗？
如果唐·麦可林是梵高的邻居，会不会一样在警局控诉这个割耳朵的疯子？
如果唐。麦可林是高更，面对梵高激烈的爱，会不会也一样收拾行李落荒而逃。
我不是在询问唐·麦可林，我是在询问自己。
我们的宽容与慈悲都很脆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信誓旦旦的爱可能崩溃瓦解无影无踪。
先知从来未曾被世俗承认是先知，先知的话语太纯粹，太绝对，使世俗的人害怕。
先知重来，仍然不会被世俗承认，而且，为了保障世俗的安全，人们会同心合力谋杀先知。
先知通常是被谋杀之后才被称为“先知”，之前，他可能只是“疯子”。
事实上相反，神并不等于神学，如同真诚的信仰并不等于教会，如同，更晚一点梵高会品尝到：美也不完全等于艺术。
他的炭笔素描画出了人的生存重量，他们走过荒凉的矿区，他们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埋头在深沉的无奈中，生活困顿，陷入绝境，没有任何希望，却仍挣扎求活，梵高的素描记录了他们，这些素描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最动人的人性记录。
被世俗嘲笑，梵高因此没有任何顾忌，他可以在讲坛上以自己最深的信仰说基督要他说的话；他也可以在空白的画布上以自己最深的狂热完成生命淋漓尽致的挥洒。
梵高逐渐发现了美术学院的虚假作为，如同神学院一样，神学院谈论“神”，却远离了神；美术学院谈论“美”，却远离了美。
梵高的人像画关心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农夫，他们在生活的艰难穷困中磨练出一种如同雕像的深沉力量，梵高被那活生生的存活意志力震撼，他要留下那生命的庄严。
这张素描没有故事性，没有背景，不像同一时间许多社会批判的画家着重在事件的控诉，梵高更关心人的绝望本身，这是一个受苦的具体的生命，梵高把画面推到我们面前，引发我们的关心、悲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可以无视于一个人如此的受苦吗？
梵高仿佛要对抗整个虚假的世俗社会。圣经上不是明明记录着耶稣曾经当众宽恕一名妓女吗？为什么这些自命虔诚的基督徒无法关心真实生活中的一名妓女？
梵高的救赎如此真实，真实到使现实中的人害怕，一生以基督训示布道的父亲，作为尽职的牧师，却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在身体力行实践神的话语。
梵高对西恩的爱或许没有丝毫唯美浪漫之处，梵高或许也并不是爱西恩，而是爱上了他自己救赎的狂热，那狂热使他高烧，使他悖离世俗遵守的一切规则，使他相信一种执着，可以背叛全世界的指责，孤独走向救赎的受苦之路。
梵高看不到“救赎”，救赎或许并不是在乞丐的碗单丢一枚硬币，“救赎”是更艰难的功课，救赎是每一个生命无时无刻不能回避的人性里堕落或残酷的本质。
塞尚、高更、秀拉、毕沙罗、席涅克、杜鲁兹。罗特列克，这些活动于当时蒙马特区的画家，加上新自荷兰到巴黎的梵高，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美学趋势，他们对抗城市化、工业化，他们对抗主流，对抗媚俗，他们在边缘的生命中寻找尊严与美，塞尚最终歌颂了偏远南方普罗旺斯的沉静风景与人物，杜鲁兹·罗特列克使城市繁华背后从事性劳动的女性受到了关注，高更在白种人殖民的盛世反过来歌颂了被殖民的大溪地原始土若，梵高，用自己对抗精神疾病的强烈挣扎活出了一般“正常人”望尘莫及的热烈生命。
这些画家不只是绘画动人，更动人的是他们自己生命的美学形式。
生命的美学是活出独特的自我，并不只是画画。
后期印象派大多在观看繁华中的荒凉，他们注视的不再是莫奈、雷诺阿笔下都市的华美明亮喜悦，他们深沉透视城市繁华背后不可言传的荒凉本质。
他们生活贫穷，但不贫乏，他们甚至比富人更享有丰富的生命，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以拥有梦想为荣。
他们缔造了多彩多姿的蒙马特文化，他们使整个巴黎不会堕入资产阶级的腐化与单调。
固守单一文化与地方性的本土偏见往往使创作的生命力受到拘限。
浮世绘对梵高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技法，一种美术形式，浮世绘像一个虚拟的乌托邦，一个使挫伤心灵找到休憩之地的桃花源。
梵高藉着浮世绘，逃离了现实，逃离了他为之受苦的沉重社会。他使自己悠游于东方的梦土风景之中，那么宁静，那么优雅，那么华美迷离如梦一般的春天，那么灿烂的花的绽放，他把自己寄托到一个不可知的远方，那里，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日本，也不是真实的东方，那里是他心灵救赎的原乡。
看不到梵高的心事，是不可能读懂他的画的。
一八八八年底视梵高为疯子的人，和一九八七年以十亿台币高价买梵高一张《向日葵》的人，都可能没有读懂他画中寂寞得心事。
向日葵像在阳光中燃烧自己的花朵，冶艳、顽强、热烈、剽悍，使人感觉到旺盛而炽烈的生命力。
《向日葵》是濒临崩溃的生命最后高亢的歌声，像王尔德小说里的夜莺，彻夜用心脏抵着玫瑰的刺，刺得越痛，歌声越美，越嘹亮，但没有人知道，它是在用血灌溉一朵黎明时灿烂绽放的花。
梵高的《向日葵》使他炽烈燃烧的生命留下了灿烂的形式。
一般人或许无法像梵高这么真实地面对镜子里的自己，这个人，这么焦虑，这么不安，这么痛苦，这么疯狂，他凝视自己，这个生命，存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肉体，受到什么诅咒，心灵要如此饱受磨难？这样崎岖的五官，这样狂乱的头发，这样紧锁的眉头，这样忧伤的眼神，这样固执而不妥协的嘴角与下颔……
梵高一丝一毫不放过自己，这样严肃地逼视到内心深处。
我们说：梵高疯了。
我们庆幸自己没有疯，但是我们无法看到这么纯粹的自己。
只有疯狂，一个人可以如此诚实逼视自己。
梵高在精神巨大的痛苦中似乎依靠纯粹的信仰看见了“奇迹”，那“奇迹”就在他病房窗口，每一个灿烂的黎明，每一个山风吹拂过麦田的清晨，每一束麦穗，每一条起伏的山峦，每一丝变幻的白云，每一颗夜晚的星辰……都是“奇迹”。
因为生命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窗口，唯一的窗口，他因此看到了奇迹。
我们看不见奇迹，是不是因为窗口太多？
我们看不见奇迹，是不是因为不能寂寞地守住一个窗口？
原来，静下来，每一个景象，每一个片刻，都是奇迹。
通常，在世俗人的眼中，看见了“奇迹”，便是疯子。
或许，梵高正是因为疯狂，才看见了奇迹。我们与疯子不同，是因为在现实里学会了妥协。
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只有百分之二的真实，我们的行为也只有百分之二的诚实。
梵高太纯粹了，他要一种百分之百的绝对，世俗中的人受不了他的绝对，因为绝对的纯粹有。危险性。
梵高如果被治疗好了，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绝对自我”，那么，梵高不可能再创作，梵高的“美学”也必然死亡。
我们矛盾着，不知道要保存哪一部分，像平庸的正常人一般活着，或是保有“绝对自我”，顽强坚持地孤独完成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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