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亚洲女人，名叫小野洋子

一个亚洲女人，名叫小野洋子

1966年初秋，33岁的小野洋子来到伦敦，准备在因迪卡画廊举办一场艺术展。在展览紧锣密鼓的筹备期间，画廊的老板请约翰·列侬来预览。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展厅里游荡着，时而拿起锤子按照索引钉钉子，时而拿过待展的苹果塞进嘴里咬一口，心里并没有过多的感受，只觉得这是一场行为艺术秀。随后他踏上了展厅中央的那把白色梯子，拾级而上，停在了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前，透过窥视镜，他看见里面一个英文单词：YES。那一刻，他被震住了，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心灵与之产生了交汇，是被埋在灵魂深处的期许。他也意识到小野洋子的艺术作品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一般先锋艺术家们的怪诞与前卫，她的内里是明媚的阳光和绝地逢生的信仰——和平。

这篇文章要说的就是这个女人，她饱受争议却始终独立坚强，她才华横溢却甘心收起光芒。大多数人只知道她是约翰·列侬的妻子，可他自己却说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他称她为“世上最有名的不为人知的艺术家”。

小野洋子的外曾祖父安田善次郎是日本安田财团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东京银行的创始人，可谓富可敌国。而父亲这一脉是日本天皇的后人，家族中出过许多文人墨客和艺术家。父亲小野英介在成为银行家之前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并且精通英语、法语，思想西化，他对小野洋子的影响非常大。

但名门贵族里的孩子生活得也未必幸福，尤其是在动荡年代。中年时的小野洋子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几乎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她说陪伴自己的只有仆人和私人教师。一个老师专门教她钢琴，另一个教她圣经，而她的仆人又教她佛教。每顿饭她都独自一人坐在冷冷的椅子上，扒着长长的桌子，身边站着一群仆人，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小野一家经常搬迁，从东京到纽约，又回到东京，再去河内，由于战乱又辗转回到东京，最后又去了纽约……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二战爆发，小野洋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便彻底被打乱，父亲还被当作俘虏关在西贡的监狱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轰炸东京，母亲只得带着她一路逃难到乡下，用首饰和舶来品换取生活物资。然而，他们并不能被乡下的人们接受。他们被视为娇气的城里人，甚至被笑话是行走着的黄油。

九十年代时，她写了一首诗，并与列侬合作将它谱成歌曲Watching the Rain，里面简要记录了她童年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榻榻米上遥望蓝天。

因而“蓝天”似乎成了一种象征，它代表着希望与和平。生长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人们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和远大而严肃的梦想，小野洋子是这样，约翰·列侬也是如此。他们两人都经历过战乱，又成长在冷战年代，并且都亲身体会过家庭的破碎之痛，所以两个暗藏伤痕的灵魂在相遇相知之后才会彼此依恋，更加难分难舍。

动荡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无法融入的群体使得小野洋子的性子越来越封闭，也使其一生都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是在战后，少年小野洋子回到东京，恢复往日生活，并且进入学习院，与日本贵族子弟和精英子女一同学习，她也依旧无法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在此期间，明仁天皇的弟弟义宫正仁亲王对小野洋子暗生情愫，他曾送给她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并赋诗到：“让我问一问远处那高涨的海浪/我梦中的那个人可安好”，这张照片小野洋子一直留着，却从没对送照片的人做出任何回应。

不久之后，小野一家又搬去纽约，小野洋子进入一家非常出名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可想而知，置身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群里，小野洋子的孤寂一日深似一日，她试图通过创作诗歌，音乐和绘画来抒发自己，可是没有一样能够满足她。她的任何一个创作在别人看来都是“四不像”，同学老师都认为她的诗歌写得像故事，故事又像诗歌；戏剧像歌曲，歌曲又像戏剧……

在不被认可也不被理解的学校里熬过三年，小野洋子终于决定辍学离开纽约。她在曼哈顿与日本作曲家一柳慧秘密结婚，整个婚礼只有新郎新娘和牧师。婚后，两人回到日本。然而，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小野洋子甚至得了抑郁症，几次想要轻生。最后一柳惠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隔离治疗。

这时，一直仰慕小野洋子的安东尼·考克斯从美国追到了日本的疗养院。他经常来看望她，并且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小野洋子并未动心，却动了念，她与丈夫一柳惠结束了婚姻，嫁给安东尼，并让他为自己做担保，才得以离开精神病院，最后，两人一起回到了美国。转年，小野洋子生下了两人的女儿，并在不久后与安东尼离婚。

此时的小野洋子已经凭借自己的艺术造诣在圈内小有名气，她不断将自己理解的先锋艺术发扬光大，随着她的作品一部部问世，她的“裸露”和“和平”的主题也一次次得到大众的欣赏和赞美。很快她的作品便被介绍到大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在这里，她遇见了一生的灵魂伴侣——约翰·列侬，像是一部精彩的戏剧，开头精彩，过程跌宕，收尾绵延。

两个人相识相知后便如干柴烈火般，愈了解愈亲近愈难舍难分。用列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两颗脑袋，一条命运”。但彼时的约翰·列侬是有妻子的，两人虽然同船渡共枕眠，可灵魂和思想是抽离的。她是个性情与列侬完全相反的人，安静、克制、冷静。她虽然见证了披头士乐队最为辉煌的七年，却始终都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她唯一能做的，想做的，就是照顾好她和列侬的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却被列侬解释为“酒后犯下的错误”。

在列侬与妻子辛迪亚周旋于离婚事宜的那段时间，小野洋子的前夫偷偷带走了女儿，于是小野洋子与列侬两人的生活被搅得七零八落。最无助的时候，小野洋子还跑去看了手相。手相师告诉她，她的前半生犹如一阵疾风，在苍茫大地之上飘飘荡荡，无所寄托。而今，她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好比一座坚固的大山，她若与这座山结合起来，才会被物化，落地生根。

手相师一语点醒了小野洋子，她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临界点上，她所依存的世界只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并且很快就会消失。原来，她唯一缺少的东西就是根，所以她一直都是在瞎晃悠。

幸好，约翰·列侬适时出现了。他对她说过的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这三个字让小野洋子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原本要消散的东西终于可以存活下来了，就是这种彼此心安的感觉让两人活到了一起，慢慢成为一个整体。

婚后两人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上的生活，他们倾心于音乐，哲学，艺术，并致力于反战宣传。最有趣的是在越战期间，夫妇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一场名为“床上和平运动”的展览。这颇为标题党的名称吸引了大量前来围观的人，他们都以为自己三生有幸能见证艺术家“滚床单”的画面，然而人们挤破了头看到的，是小野洋子和列侬坐在布满鲜花的床上，一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祥和图景。

中年的小野洋子和列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不住地哈哈大笑。他们就像两个小天使一样坐在床上，聊聊艺术和哲学，还莞尔一笑，对千辛万苦挤进来的人说“世界和平，兄弟们。”那是个纯真年代，驻足床畔的人们忍不住羞愧地低下头，骂自己思想肮脏，自愧不如。

正如列侬在歌曲《隔离》里所唱的，小野洋子和他的组合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曾经想要改变世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暴力和歧视。然而暴力和歧视却从没离开他们。

婚后，列侬一心想要小野洋子加入披头士乐队，却惨遭乐队成员和广大乐迷的反对。这在当时被理解为小野洋子的别有用心，人们都认定这个疯女人戳住了列侬的软肋——恋母情节，并以此拆散披头士乐队，毁掉列侬。

但在许多年后，小野洋子和列侬的儿子西恩回忆起父母对这段遭遇的看法时认为，这在当时其实是欧美人士对亚洲人的歧视和偏见，因为小野洋子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面孔，所以无论她做出怎样的业绩，在深目高鼻的欧美人看来，都是不入眼的，她甚至一度被认定为是一名“女巫”。西恩说：“我的妈妈如果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就不会遭受外界的反感了。”

全天下的人都在斥责小野洋子，无论远近，她的婚姻都得不到认可，两个人的关系便摧枯拉朽般瓦解，只得过上分居的生活，试图相忘于江湖。列侬离开了小野洋子，离开了纽约，并与自己的助理走到一起。但分居一年之后，列侬的精神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时常不自觉地给小野洋子打电话，像个犯错误的孩子一样乞求她的原谅，希望能够回到她的身边。然而，小野洋子始终不同意，她一直对列侬说：“不，你还没有准备好。”

有人说，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它根本就不是你的。

小野洋子也曾对两个人当时的状况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就开心地散了吧……我还是希望你会回到我身边……也许今后还有机会，但我绝对不会求你留下来。

后来列侬离开了披头士，与小野洋子复合。随着乐队的解散，两个人也过上了隐居生活，并且有了自己的儿子。但无论他们想要怎样避世，生活都不能完全消停。乐迷们的伤心不能排解，并渐渐演化成憎恨，直指小野洋子和列侬。

五年后，两人终于决定复出，他们带来更为个性化的音乐，但在普罗大众听来，那些只是呻吟，嘶吼和噪音。

就像歌里唱的，“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人们不明白小野洋子借由裸露肉体要表达什么，也不懂得这样“鬼哭狼嚎”般的音乐有什么美。

暮年时的小野洋子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更加感到失意，而你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就像你在溺水时只会喊“救命”，而不会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快要死了”一样，当你在极度绝望时，你只会尖叫。而绝望就是最后的求救信号，绝望就来自于生活本身，它却也是活下去的动力。

在那个愤怒与激情交织的年代，歧视与偏见长存，暴力与冷漠共生，小野洋子知道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对，但活着就意味着在绝望里寻求希望，她试图把绝望和悲伤放到显微镜下，无限倍地放大来给人们看清楚，希望透过这掰开了、揉碎了的，彻底的绝望，唤醒人性中的良善与温柔，希望裸露出肉体让人们看见人性里幽微的羞耻，也能够正视这噬人的黑暗，让人们放下偏见，抛开有色眼镜。

然而，尽管小野洋子一生都渴求和平，置身于对和平的追逐，却难料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小野洋子目击了列侬被枪杀的一切，她跪在血泊之中哭喊着，暴力的枪声却没能从她的耳畔消散……

人们都以为小野洋子自此便也死了，但谁也没想到她从这场血腥的暴力中活了过来，收拾好自己，继续“反暴力，爱和平”的运动，主持了许多纪念列侬的项目。她只是淡淡地笑着说列侬圆梦了，因为列侬生前就希望自己能够死在小野洋子之前。

她还不断为两个人的梦想——世界和平——作斗争，最著名的当属她设计的，冰岛上的“和平光塔”纪念碑，自列侬67周年诞辰起，灯塔会在每年的10月9日（列侬生日）点亮，至12月8日（列侬忌日）才熄灭。

至此才渐渐有人愿意真正走近这位亚洲女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她和列侬的因缘，有人说小野洋子不仅改变了列侬的音乐风格，更改变了他的音乐思想，并帮助他达到了音乐上更高的造诣。是因为小野洋子的出现，列侬才走出《HELP》时期的迷茫，更在今后的音乐里笃定地唱“没有人能改变我的世界”。

小野洋子一生被排挤，被诟病，但她从不解释，也并不放弃。我们印象里的她始终是那个蓬着头发，素面朝天，眼神犀利，外表嬉皮的亚洲女人，但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世界和平”的蓝图里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这个以自己为靶心的女人让更多的人相信，在世为人虽是步履艰难，但道路总是曲折前进的，同样是这个女人用自己的爱情故事坚定了爱的信念。

耄耋之年的小野洋子回忆起自己初初爱上列侬的情景时，语气温柔，嘴角带笑，好像他们不曾经历过分别，好像她还只是个初恋的少女，这一世的不愉快她都不再提，就此别过尘世间的诸多跌宕，只把希望和信仰留存下去。

小野洋子走过的路，难以一一描绘，用如今很流行的词说，她应该是个“斜杠青年”，她的足迹遍布各个领域，音乐，艺术，哲学，政治等多个领域，但她的一生并未享受过真正的幸福美满，好在她的心中仍有光亮，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