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起村里就有个木工组，它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产生，随着大包干的实行而消失的，持续兴盛红火了近三十年时间。
我家老宅西侧有三间临街的闲房，不知什么年代北房砸掉之后再没修建，后院很大，木工组就设在这里。当然，我家每年入冬之际窖地瓜窖白菜和埋萝卜也在后院，后院相当于我家和木工组共用。在长期的毗邻相处中，我家和木工组一直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来来往往就像是一家人。
木工组最初有二位师傅，组长叫刘光荣，个子不高，精细而和善，耳朵上习惯夹着支铅笔，负责打价记账。另一位师傅叫王路高，高大的身躯，红红的脸堂，总是沉默寡言。后来又来了张明海和栾光范两位年轻人。几位师傅技术熟练而勤恳，臂力也大，用起锛来轮的圆圆的，锛头上下翻飞，落点准确而有力，伴着“嗨嗨”的发声，掀起一溜新鲜的木头茬子。刨子在他们的手下就像一叶疾驶在固定航道上的小舟，一次次从原点冲向前方，犁起卷卷浪花，散发出木头清香气息。拉大锯印象尤深，两人对坐在合抱粗的圆木两侧的高凳上，眯着眼睛你来我往一拉就是大半天，中间也锉锉锯齿，声音刺耳，锯出来一张张大木板立在后院，映的明晃晃的，就像是木头的迷宫。
木工组的任务是为农服务。我村有四百多户，十一个生产队，大到骡马大车地排车手推车，小到犁镂钯杖，制作和维修都要由木工组承担。社员的锨镢锄等工具，自己安装不了的也要拿到木工组。当时社员用的锨具有两种，一种是尖头的钢锨，一种是平头的板锨，后一种需要由木工组师傅在砧子上用两颗铆钉将锨头紧紧固定到锨柄上。大大小小的活计常常摊了木工组一地，师傅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叮叮当当”、“乒乒乓乓”的响声，震荡着安静的村庄，在村前村后田野里也能隐约听到。到了大忙季节，师傅们干脆把活计搬到大街上，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月上柳梢才收工。
木工组最庞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制作大车了。这一扛鼎之作一般放在农闲进行。为了找到两棵挺拔的适合做车杆的树木，师傅们可谓煞费苦心。在我们当地，制作车杆一般用“洋槐”，国槐则为上品。师傅们拿着米尺，四处打听着、寻觅着，最远能跑出十几里地，敲定之后，再合力采回。动工之日，虽然没有仪式感，但师傅们的心情是激越的。制作中遇到技术问题，大家紧紧围拢在一起，讨论的是那样热烈和投入，仿佛是在打造一件传世的、关乎声誉的艺术品，不容有半点差池。进入组装阶段，大街上站满了围观的老老少少，师傅们既紧张又喜悦，慎重而有力的敲打着，扯开嗓子大声而急促的提醒着，不时用木匠特有的眼神瞅候一番。新车告成，贴上“日行千里”的条幅，车底系上吉祥物，在众人欢笑声中燃起一挂鞭炮，就像庆贺节日一样。此刻，师傅们脸上写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所有辛劳都被兴奋融化了。
棉花大面积种植之后，木工组在后院又搭起一个棚子，承担起喷雾器焊接维修的任务。那时棉花是倍受重视的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管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治虫，每个生产队都成立了治虫专业队，以女青年为主，身背喷雾器，从早到晚逐个叶面反复喷洒，遇到喷雾器漏水或堵塞，就要赶紧过来维修。木工组后院，常常摆着多架待修的喷雾器。负责维修的师傅叫杨君，忙的他不可开交。他已年逾花甲，坐在火炉前，戴着老花镜，用烙铁点着滚动的焊珠，全神贯注操作者，额头和后背沁着汗水。后来他得了中风，由张明海师傅接替了焊接工作。杨君老人病情稳定后，还时常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过来闲坐，对这里充满了感情。
1964年冬夜，木工组发生过一次意外火灾，当时我已六岁。晚上九点左右，母亲听到猪圈西侧发出怪异的“呼呼”的声响，赶紧叫二爷爷。二爷爷过来一看，火苗已经蹿上来了，颤抖着惊呼：“救火——”四邻闻听，没顾得穿好衣服，就慌里慌张提着水跑过来了。此时，北风呼啸，火借风势，熊熊燃烧，狂卷乱舞，街对面的人家惊恐的拿出被子盖到自家房顶。人群中有人焦急的尖叫：“抽檩条！抽檩条！”几个汉子“嗖”的跳上房，不顾火焰炙烤，拼命从两端将檩条抽掉，房顶瞬间坍塌，切断了火源，众人上前一鼓作气将火扑灭。
大爷爷将救火的人留下，让到我睡觉的南屋炕上，端来几碟咸菜，切了几个咸鸭蛋，和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心有余悸的交谈着，一直喝到天亮。
起火的原因，是木工组下班时炉子里的余火没有燃尽，风大炉旺，烧红了炉身，落下火点，引燃了下面的木粉。
师傅们神情凝重的清理废墟，拣出有用的物件，然后发挥专长，齐心协力，麻利的将房子修缮如初。布好设施，木工组又响起“乒乒乓乓”、“叮叮当当”的响声，恢复了往日生机。
春节，木工组长带着师傅们诚恳的来我家拜年。其实我家并无责怪之意。大爷爷建国前入党，担任着村长，性格直爽、心胸宽广的他一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推心置腹的和师傅们说了很多宽慰、安抚的话，使师傅们的愧疚不安得以消除。通过这件事，双方更知心了，关系贴的更近了，师傅们的心气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安全这根弦也时时绷紧了。
木工组伴随了我整个青少年时代，是我童年时常光顾的一个场所，给了我许多异趣，也从中长了不少见识，在我心中留下深深印记。
我喜欢看师傅们操着锛凿锯斧等工具，有板有眼、生龙活虎地做活，在我童心看来，这就像天工开物一样生动和奇妙。冬日，木工组墙角聚集着不少老人，他们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交流趣闻，我也很喜欢听。木工组后院，那更是我得天独厚的乐园了。
师傅们歇息的时候，常常抽着烟，慈祥而爽朗的和我开着玩笑，也在不经意间向我传授一些木工常识。如：指着墨线一端的铁钩问：“你知道这叫什么？”我哑然。“这叫替母钩，是鲁班发明的，他是木工行的祖师爷。原来打墨线是他娘在一头给拽着，有了这个钩就不用了。”我嘿嘿一笑。师傅又指着长凳子一端凸起的木桩问：“那叫什么？料你也不知道，那叫替妻桩，原来推刨子是他媳妇在前头给顶着，有了这个木桩就不用了，也是鲁班发明的，人家问起来别说不知道。”我“唔”了一声就扭头跑开了。
受师傅们熏陶，我从小就喜欢掇弄锤子斧头等器具，利用木工组的下脚料削茧，做陀螺，刻木枪，稍大之后制作滑车，钉了拆，拆了钉，很能“神反”。师傅们对我是那样的包容和关爱，教给我工具的使用方法，不时提醒我注意安全，并在技巧上扼要的给予指点，我在“吭哧吭哧”埋头敲打的同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天生笨拙，平生没有什么手工艺，唯有童年时在木工组打下了一点粗浅的木工基础。
不久前回老家，遇到了木工组当时最年轻、唯一还健在的栾光范师傅，倍感亲切，想不到他已是靠近八十岁的银发老人了。两人愉快回忆起了当年木工组的情形，师傅们古道热肠的形象和火热的劳动场面，又清晰浮现到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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