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年都是1号文的主角
麦收已经过去了！过不过去，并不会有多少人在意！有了面包，大多数人不会关心面包的爷爷是谁。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欣赏所谓演艺界的大腕们撕逼，才是一桩美事！
难得在群里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微信：【今年一亩地！收小麦736斤，每斤1.08元，直接地里卖了。共计收入795元人民币！支出：秸秆还田，犁地120元，播种25元，种子50元，底肥110元，浇地135元除草剂30元，追肥105元，打农药45元，收割70元。去地10趟往返油费略计100元。请假单位没扣钱。共计支出790元。10月1播种，到6月1收获。整整8个月。795-790＝5元人民币！同志们！“心塞/流汗”，以后超过5块钱以上的活动别叫我。】
这组数据，让我想起美国近代作家梭罗100多年前隐居在瓦尔登湖畔，垦植土地时所列的那个单据。
三十多年年没种地了，我对农业的问题，大概要比国家元首还生疏！于是转发到朋友圈，求证！
跟风的还真不少！有说，“是这么回事，我请假回老家午收刚刚回城里上班”，有说“你这位朋友算的这笔账，可没包括劳动力成本。”，有说“亩产736斤，高产啊！我们这里亩产600斤”，又说“你们家的麦子1.08元一斤啊！我们那里只卖1.05”，……，……。
厉害了，我的哥！这是肿么了？你要说我们是农业大国吧，“要守住（ ）亿亩耕地”的底线年年失守！中美贸易争端告诉你，我们现在不折不扣地成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进口依赖型国家。
你要说我们是工业化国家吧，中美贸易争端又告诉你，我们在全球化产业链中扮演的是群众演员的角色，挣的完全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钞票！
普京大帝近日访华，喜滋滋地收获了一枚我们国家目前最高的荣誉勋章。官媒也跟着喜大普奔地捧场架势，发起“向普京总统提个问题”的网络活动。有网友提问“能否把你的主义带回去，把我们的土地还回来？”。当然，这样负能量的问题，严重损害了两国传统的铁哥们关系，是不招人喜欢的。据说，最佳的问题是一个网友自豪地问普京“你坐过我们的高铁吗？”。
大约是世纪交替那个时候吧！时间记不清楚了，但人物和地点记得很清楚，说是湖北监利县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乡党委书记名叫李昌平，斗胆给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上了一道关于三农问题的谏疏，轰动一时。
二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李昌平书记的命运如何，但我觉得，中国农民的命运，一如既往！
很难想象，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竟然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更遑论一家老小了。想一想，如果不是政府和房地产商，活菩萨似的给广大农民在城市谋得一份建筑工地的差使，还有活路吗？因此，你要感谢这个，感谢那个！
但是，这点血汗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前几年，有白领人愤愤不平地在网上晒出了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日薪，300元。我是在相当于现在这个麦收过后的季节，看到了这则消息，也颇有些愤愤然，恨不能冲出空调温度打得太低的办公室，到烈日下的建筑工地上出力流汗挣大钱去。同时还有村支书愤愤不平地在网上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还不如一个月嫂挣得多！
有人非议说中国没有人权和自由，鬼话！在选择坐办公室和做建筑工地农民工，当村支书还是当月嫂方面，还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当然，我是指那些已经跻身白领阶层和坐稳了村支书却去羡慕农民工和月嫂的收入的人，有这样的自由。农民工和月嫂们可没有这样的自由。
我不喜欢看整七点的“新闻联播”，别问我为什么！所以，也就不知道“新闻联播”报道了没有，据不入流的自媒体披露，近日，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货车司机大罢工的热潮。原因吧，网络上是这样说的，海南的菠萝大丰收，当地只卖六分钱一个。而上海的菠萝却是十几元一个。把一卡车菠萝从海南运到上海，大货车老板还不赚大发了！
大货车司机觉得特憋屈！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身家性命的安全问题不说了，付出的体力精力不说了，油钱路钱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一路要遇到多少收钱罚款的关卡啊！
闷头发财，背黑锅也就算了！现在被卡得连生存都困难了，这个锅实在背不起了！罢工！
欧洲的政府，最怕农民摆着拖拉机方阵进城，把他们的西红柿土豆什么的一股脑倾倒在市政府广场上。据说欧洲人的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上班，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度假，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实在没地方打发，就去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玩儿！
中国的大货司机要闹罢工？你以为你是欧洲人？
好了！不说了！再说就要触碰底线了！这可是一个天天喊底线的社会！
我的大嘴，招致褒贬不一！褒的不多，个别朋友很知己地说我吃着地沟油，却去操中南海的心；贬的大有人在，大致归纳两类。一类是以为我眼热他们千方百计弄到手的蛋糕，自以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成天“骂”政府是为了泄私愤，虽然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到底对哪个人有什么私愤！一类就更毫不留情地剥开了我的画皮，说我一天到晚不自量力地瞎BB，还真把自己当鲁迅了，……，……，云云。不说了，他们以“爱国者”的姿态把政治大棒子高高地举起来了！
1979年4月，傅聪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参加了父母的骨灰安葬仪式。结束后，在进京的航班上，他忧郁而深沉地问他父亲生前的挚友，红色作家、著名翻译家楼适夷先生“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
傅聪所说的那样的灾祸，是指“十年浩劫”！1966年9月3日，傅聪的父母——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因不愿忍受红卫兵的侮辱，双双在上海的居所自缢身亡。
“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起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在为《傅雷家书》所作的序言里，楼适夷先生这样写到。
但愿如此！毕竟，我们现在天天在喊守住底线。什么是底线？是那个把宝剑落在河里的武士，刻在船弦上的印记吗？
耕读堂主人
草于6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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