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我也曾“劳改”过
1962年7月末的一天晚上，生产队安排我和谢永贵到陈家对门守包谷，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商量掰几个包谷回家煮来吃，不料被当时的队长陈志民在半路把我俩拦住，说，你们很能干，守包谷偷包谷，这当然很保险。
我们每人掰了四个包谷。陈便拿着“脏物”把我们分别交给家长，罗友春从不打人，谢永贵的日子当然好过。我父亲是正人君子，从不拿生产队的任何东西。队长告状说他儿子“偷”包谷，多伤他的尊严，当着陈的面在破口大骂的同时便是一顿暴打，抓起一根冲海椒面的棒子在我的头上猛击一棒，顿时头上突起了一个鸭蛋大的包。我双头抱着头往门外跑去，父亲还紧追不舍的撵了成了。陈志民讲别跑，你和谢永贵两扛起锄头到陈家湾的大新田去挖田坝。我和谢二人只好去挖田坝。
头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又是大太阳，七月末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下过雨的田坝太湿，很不好挖。关键是早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又热，又饿，又渴，汗水湿透了全身。陈家湾的人还出来看我们的笑话，说你们快来看哟，那两个就是“偷”包谷的下场，弄他们来“劳改”，才安逸哟。
中午时分我们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坐下来休息了一下，一直到下午才给我俩解除了“劳改”。
（十一）严父的“家教”
1962年下半年父亲说还是回老宅基地暂时修三间简易的草房居住。所谓简易就是说在地上挖几个洞，埋上几根柱子，顶起屋架，盖上草就算是房子。四面通风，就用草扇或晒席围上就可以了。
为了盖几间草房，因为没有谷草和麦秆，只能在山上割茅草，这个任务由我完成，父亲到生产队干活，我在家割草还要做饭，三间房是要很多草才能盖满的。
一天由于割草回家晚了，父亲回来还没有做好饭。他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无名火，先是一顿臭骂，然后就是一顿暴打。无奈我只好向外跑去，他随后紧追不舍，我跑到朱家岩下的松林里，他在上面用石头乱砸，我就躲进了岩洞。
等他走后我想回去等着我的还是打，而且逃掉以后的话还会更厉害，于是我决定不再回家，只好到威远县复立公社我二嬢处躲起来。到了二嬢家，我说明了来由，一家人都很同情我，并留我住下。每天帮助二嬢挑水，打柴，还要干一些农活，虽然我觉得有点累，但心里很快活。
在生活困难时期，他们家也同样困难，走到哪儿都一样，就这样住了近三个月时间。我最难忘的的一件事就是身上长虱子。我去同姑爷的父亲同住一床，他七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身体还算好，个人卫生不太讲究，我自己也没有衣服换洗，多半是晚上洗，白天穿。床上虱子很多很多，我身上的虱子也不知有多少，只有身上发痒，伸手一摸可能就摸出一两个虱子。
一天二嬢拿了几块钱给我说你到回龙场去买点布回家，我给你缝一件衣裳。我去了，结果在回龙场碰见了我们生产队的程仕东赶场，他回家可能给父亲讲了。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二嬢家，估计是叫我回去，结果在二嬢家的劝说下我随父亲回到了家里。
回家后一如既往的为修简易房而努力着，年底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搬家住进了“新居”。
时间到了1663年初夏，父亲有了再婚的想法，已和二大队的邱菊花来往密切，后来还征求过儿女的意见，问我们是否同意，我们谁还敢说不不呢。
就这样下半年后母进了我们这家，并带来了与我和四妹年龄相当的一对女儿。原本只有四个人的家变成了七口之家，生存的压力固然很大。
开始两月后母对我们还可以，但好景不长，她开始变脸了。在她眼中只有她亲生的两个女儿。我们就另眼相待了。常言说有后娘就有后爹，也难怪，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三姊妹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特别难以容忍的后母无中生有，变本加厉的在父亲面前搬弄是非，使我们遭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在后母的作用下，同年九月末有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一气之下，我拔腿就跑，在外面躲了一阵，就到了幺舅家里。
当时他们还没有儿子，家里只有舅舅和舅娘，他们还住在别人家的房子里，老家的房子也同样拆了。我去后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我接收下来。他们家的生活也相当困难。记得当煮红苕汤都还要加红苕叶一去煮来吃，否则连红苕汤都无法吃饱。
他们毫无怨言，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儿子一样看待，晚上睡觉只有一张床，作为十七岁的我仍然和舅舅舅娘同睡一张床。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会同意，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我是多么的感激。
我很听他们的话，他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当时我的想法是脱离家庭，不想再回去，就这样住了三个月时间，父亲不知怎么想转了，到舅舅家来接我回家。当时我舅娘确实说了很多责怪父亲的话，比如说你就这个儿，以后你老了还靠不靠他啊，如果你不要就叫他跟着我们算了等等。就这样我又跟随父亲回到了家里。
1964年3月部队征兵，我去报了名。当时还有独子不当兵之说，所以没通知我体检。1964年9月秋季征兵，我到公社找武装部朱部长说明了处境，强烈要求当兵，让我参加了体检，体检合格，同年9月应征入伍.从此脱离了这块是非之地，也彻底免遭父亲的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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