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武夷精舍
在武夷山九典溪畔隐屏峰下,朱熹在此创建了武夷精舍,作为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朱熹在武夷精舍生活了五年,他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栽培了大量士学才子。同时,他的理学思想终成完整体系,并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
一
淳熙九年(1182)冬,朱熹回到崇安五夫后,王淮还不愿就此放过朱熹,他指使吏部尚书郑丙上了一道奏折,诋毁程学,要求禁止“道学”。这种挟嫌报复的做法,后来愈演愈烈,到宁宗朝终于发生“庆元党禁”极端事件,在政治层面以“道学”为罪打击异己、迫害士人。
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朝廷同意朱熹请祠,差监台州崇道观。仕途上失意的朱熹,决定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下定居,放下“为民请命,直道而行”的信条,潜心著书立说。
武夷山以山貌雄伟而闻名,自秦汉以来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留下众多宫观、寺院和儒家倡道讲学场所。淳熙五年(1178年)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等共游武夷山,被旋绕环折的九曲溪和云气流动的隐屏峰所吸引,萌发了“眷焉此家山”的念想。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武夷精舍落成。朱熹约请了建宁知府韩元吉等一批好友前来庆贺,自己也按捺不住高兴,写下了《武夷精舍杂咏》12首诗,此后朱熹以“山中客”自称。
根据《武夷精舍杂咏》所记,其布局大致为:隐屏峰下正屋三间,名仁智堂;堂左右各有两间卧室,左边为朱熹自居,名隐求室,右边为接待朋友,叫止宿寮。隐屏峰左边有一山口,累石为门,名石门坞;坞内有一排宿舍,名观善斋;斋前有两座亭子,名晚对亭和铁笛亭。石门西边有一间屋,名寒栖馆,馆外则在两山之间围一圈篱笆,当中安一柴门,上悬“武夷精舍”横匾。形成一封闭场所。
五月,朱熹回到婺源扫墓,作了篇《感春赋》,其中有“触世涂之幽险兮,揽余辔其安之”“潜林以静处兮,阒蓬户其无人”“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子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等句。从赋中看出朱熹从浙东回来心态之变化,刻意回避“世涂之幽险”,有了 “潜林”归隐之心,寄情武夷精舍“乐吾之乐”。
朱熹想逃避,王淮却不甘善罢。六月,王淮暗中指使监察御史陈贾,上疏朝廷请禁伪学,矛头直指“伪学之首”朱熹。
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公待遇,有人深表愤慨,当时太学里留传一首讽刺陈贾的民谣:
周公大圣犹遭谤,
元晦真贤亦被讥。
堪叹古今两陈贾,
如何专把圣贤非。
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巧合。周朝时,周公让哥哥管叔监督殷国,管叔却凭借殷国发动叛乱,后周公亲征平叛,杀了管叔。战国时代,齐宣王入侵燕国后,士兵烧杀抢掠,导致燕人反叛,齐宣王有羞愧之情。齐国大夫陈贾,却劝齐宣王不必惭愧,说管叔叛反一事,周公知情是不仁,不知情是不智,周公尚且如此,齐宣王何必有愧。孟子反驳陈贾,说周公犯了错误贵在知错能改,现在的人犯了错误,却将错就错、文过饰非。
同样名为陈贾的两个人,都因毁谤圣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
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朱熹南下泉州,吊唁傅自得。途经福州时,拜访福州知州赵汝愚。十一月底,从泉州归来,又再登门拜访赵汝愚,两人相处了十几天。
赵汝愚是宋代宗室,字子直,生于绍兴十年(1140年),于乾道二年(1166年)状元及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宗室状元。淳熙九年(1182年),以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
赵汝愚完全把朱熹当做学术泰斗对待,十几天的日子里,两人朝夕相处,寄情山水,上鼓山,登乌山,泛西湖,唱酬不断。十二月初,朱熹回武夷山时,赵汝愚为朱熹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 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与游子共游九曲溪,作《武夷棹歌》十首。《武夷棹歌》是朱熹诗歌的重要代表作,被视为武夷山水的绝唱,后人有许多吟唱武夷的诗作,却没能超越朱熹。郭沫若对此也评价说:“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
淳熙十二年(1184年),这一年朱熹与浙东学者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
“义利王霸”之辩,是宋学演变过程中,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派,与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二者间的一场大辩论。朱熹从传统儒家性善论以理气观出发,认为义利、王霸是相对对立的。陈亮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认为义利、王霸是内在一致的,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陈亮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其母年仅十四岁。陈亮青少年时喜谈用兵,参知政事周葵招其为幕僚。乾道年间,陈亮以布衣身分多次上疏,批判秦桧苟安东南主张和儒生空谈性命风气。由于奏疏直言不讳,为当权者所忌恨,刑部侍郎何澹以“言涉犯上”罪名,逮捕陈亮,施以酷刑。宋孝宗下诏免死。陈亮出狱后,又因家僮杀人,被仇家控告为陈亮所指使,再次下狱,后得辛弃疾等人营救,才放出来。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五十一岁时,中了状元,可惜第二年就去世。陈亮是著名词人,现存词74首。
陈亮第二次出狱后,认为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空谈心性,无补实际,与朱熹展开了一场“王霸义利之辨”的交锋。朱陈两人的交锋,随着陈亮的去世,成了没有结局的结局。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三月,赵汝愚转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途经武夷山时,找朱熹讨论有关改革事项。朱熹对赵汝愚入川抱以极大的欺许,在《送赵子直入蜀》诗中,把赵汝愚比作“诸葛武侯”。后来,赵汝愚入朝为相,成为朱熹政治上的靠山,两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三
朱熹在武夷精舍,最重要的成就是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没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
朱熹24岁起,就投入了《四书章句集注》前期准备工作,着手为《孟子》《论语》和《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作集解、训义、注释。朱熹早期撰写的《孟子集解》《论语集解》《中庸集说》《中庸集解》《中庸章句》《大学集解》《大学章句》等单行本,成为《四书集注》的雏形。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在撰写《四书集注》过程中,朱熹通过各种论战、论辨、计论和讲学,将获得的所有积极思想成果倾注于《四书集注》之中。直到淳熙九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章句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大学》为政治纲领,《中庸》为哲学核心,《论语》为基本原理,《孟子》为思想体系。从此,《四书》构成了朱熹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在武夷精舍期间,弟子蔡元定、刘爚、黄榦等都曾在此就学。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接过朱熹的传道事业,在此择地筑室,著述讲学。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
后来,武夷山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可以说是武夷山成就了朱熹,也是朱熹成就了武夷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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