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潍娜：无论是活佛还是诗人，都应当隐姓埋名

在中国新诗百年之际，中国诗人们在思考汉语诗歌的未来：我们的词语只有不断分裂、复合和增殖，才能与世界对话，通过翻译，才能让汉语成为一种普遍语言：跨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距离，在汉语中窥见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面貌。

诗歌，作为永恒的时尚，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在历史的眼光里，呈现出一种逝去的文明方式，其公共性需要再次被擦亮，从一种幽微的美学，走向公共思考；面对过去和未来，诗歌在进行最后的调解。

本文为戴潍娜在听道五月策划“新青年的声音”上的演讲，凤凰文化全程直播，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今天的主题是《诗歌，永恒的时尚》。

提到诗人，我不知道大家对诗人什么样普遍的印象？让我来猜一猜，是不是形象很潦倒，思想很不羁，如果是男诗人，最好是长头发，如果是女诗人，很有可能剃光头，并且他最好还是穷的，不，不是最好，是一定，诗人非得是穷的。如果一个人写诗还很有钱，别人会说你玩票的吧，你不是来真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诗人就是这样以悲伤作为财富，以失败作为勋章的人。或者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可是马克思早就说了，“成功者改变自己，适应这个世界。而失败者改变世界，适应他自己。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由那些失败者们缔造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诗人是一个被容许有怪癖存在的特殊群体。这里其实有大众非常复杂的文化想象，它跟我们过去三十年来的社会剧变之间有着很复杂的亲密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一个潦倒者，或者说失败者的形象背后，其实是大众在赋予诗人一种特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诗歌是中国社会里唯一没有交换价值的存在。没错，这就是一个能够把诗人给饿死的时代。

潦倒者形象背后，还有一个造反者的形象。当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每个人都在每天与迎面而来的无数的利益相纠缠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不一样，他们每天只为诗而生，只为美而生，他们不跟物质利益有那么大的关系，他们与这个时代背道而驰。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成功”的魔咒里：每个人每天都要求进步，我们需要在财富上进步，在事业上进步，在声誉上进步，在身体上进步，甚至在美貌上每天都要进步。可是诗人这个群体，他们选择停步，甚至，他们愿意光荣的后退。

闲众人之所忙，忙众人之所闲，诗人是这个时代最最无用的人。作为最最无用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事实上诗人并非一直不走运，他们在历史上也曾经时髦过。比如，在古阿拉伯传统里，诗人可以在酋长大王面前发表自由言论。酋长要求他们闭嘴的时候怎么做呢？总不能把他们杀了，可他们也控制不住诗人。于是酋长想出一个办法，拿一大把的宝石去填满诗人的嘴巴，用宝石让诗人闭嘴。在欧洲的传统里，诗人是可以站在国王面前拍桌子的人。而在中国古典社会里，诗人大部分都是士大夫的代表，是官僚阶层。可以说，中国古典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诗歌至上的文明形式，追求的是一种诗歌正义。诗人可以用他的诗心去为政治生活赋形，甚至时刻准备纠正最强者的行动。

诗歌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感官方式、表达方式、想象方式，甚至就连人与人之间的应酬，都是以诗歌作为工具的，所谓的诗酒唱酬嘛。但现代诗却失去了这样的功能。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给身边某人写一首诗，那么大概不是表白就是在拍马屁。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丧失，意味着诗教在这个时代的没落，在这个问题上，审美教育难辞其咎。诗教，或者说美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失落掉的黄金传统。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诗歌一直都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的隐私。

我记得，我大概是中学的时候开始写诗。那个时候，一动笔我都要把房间的门给锁上，如果爸爸妈妈看到我房间的门锁住了，就知道我大概又是在里面写诗。等我上了大学，除了参加文学社活动，基本也是抽屉写作，尽管也渴望被了解，但从来不许男朋友偷看我的诗。倒也不是说里面真有什么大秘密，只是那样好像是侵犯了我的精神。诗人应是美而不自知的，是高贵的匿名者。刚刚来北京时，有回碰到了一个“大师”，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当时一看名片就吓晕了，上面写着两个字：“活佛”。能想象么，一个人的名片上堂而皇之印着“活佛”！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给你递过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上面写着两个字“诗人”，效果就跟印着“活佛”一样。一定离他远一点。无论是活佛还是诗人，都应当是隐姓埋名被别人寻找的人。诗歌就是秘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秘密。

就像凡人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凡人，救世主不需要知道自己是救世主一样，一个写诗的人，真的并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但牺牲者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牺牲。糟糕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了牺牲的时代，没有了牺牲就没有了爱，所谓的保全的爱是不存在的。日常生活远远比战争来得更加险恶，它让人性的弱点无处藏身，而人性那些偶尔爆发的辉煌呢？没办法一死了之，又经不起日复一日的检验。

当然，我今天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站在这里演讲，再说诗歌一度是我最大的隐私，这听来像一个巨大的笑话。隐私，有时也是公共财产。这大概源于近几年我认识上发生的一个巨大转变：必须把自己的生命，跟一些更加广阔的事物血肉相连，否则我沉溺其中的私生活也会变得一塌糊涂。

这两年全世界都是在经历着封闭与偏执风格的重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原教旨主义抬头，在糟糕的年份里，道德上的反动，带动了审美上的堕落。这样的时代，特别适合追慕那些辉煌的往昔。1942年以前的维也纳，茨威格描述的那个“昨日的世界”，还践行着欧洲共同体的理想。天才的城邦，艺术和知识似乎已经取代了宗教，成为全城人的信仰。无论这公民是豪阔的贵族还是贫苦的农民，无论他来自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还是来自于斯拉夫、匈牙利，然而优美的制度跟高妙的情操并不是总能够获得胜利的。茨威格曾经描述过那一代知识分子软弱的道德困境，当他们看到那些流氓学生把受伤的人群从楼梯上扔下来时，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把这些受伤的身体抬走。

而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和平，这不等于说暴力的因子就在这个时代消失了，事实上，暴力此消彼长，更多分泌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今天，无论在公路上、地铁上、电梯上、广场上，还是讲台上、舞台上、手术台上，每个人都兜着属于他自己的内伤。

怎么说呢？也许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受害者，或者，被伤害才是我们全部的历史。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病症当中，哲学家用他们精神病式的话语为这个世界去做分析，而诗人则是用他们秘密的言语在为世界和自我疗伤。

大家都知道，文学起源于巫，巫医不分家，诗歌的那些语言，尽管不清楚它具体的所指，尽管它的密码层层叠叠，但仅仅是那些美妙的韵脚，那些美好的句子，仅仅那些声音，那些不解释的言语，就足够疗愈他自身，和这个受伤的世界。

一首好诗，可以把一个人立刻从一口井里救出来；一首好诗，可以让一个人立刻放下生活的成见。是时候，让诗人们一改他们潦倒破落的做派，重新换妆登场，成为时尚重新的塑造者和引领者。让诗歌从一种幽微的美的语言，重新走向透明的公共思考，去重新指导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当下的生活，去重新领导我们的人生！

真正的活着，不就是一次次胆敢去重新选择吗？

诗歌是我们存在最热烈的见证，相爱是我们最终极的修行。诗歌不是点缀，不是仪式，不是表演，诗歌就是理想生活，它以非常秘密的方式栖息在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有的人是拿笔在写诗，更多人是在用他们的行动写诗，用他们的人生写诗。在东西方文明里，诗歌都是超越文体的存在。一阵风、一个眼神、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动作，都可以是诗。今天在场的很多人，也许你们不写诗，但是你们跟诗歌没准儿早已经发生了亲密关系。只要你们在生活里感受过诗意，哪怕只是一瞬，诗歌的种子都已经埋下，以微妙却惊人的方式，影响着你一个人的历史。

借由种种隐秘之途，诗歌跟每一个人都可能产生性感的关系，它将重新塑造我们的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感知方式、想象方式，塑造一代人的审美感官和灵魂质地。一句话：诗歌，是永恒的时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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