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杂忆》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名为“杂忆”，内容就比较庞杂。

第一部分，清末的时候，外国诗人拜伦、裴多菲等人的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因为“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还有人搜集、翻印明末遗民的著作，“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可是，鲁迅认为，“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家，他在《革命军》中，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这本书是一篇名符其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他于1903年被捕，1905年4月3日卒于狱中，年仅20岁。

革命家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第二部分，辛亥革命以后，复仇思想减退了。然而，所谓文明是西洋式的文明，共和是西洋式的共和。鲁迅举了两个例子。例一，他的住处的卫兵，在他外出时会举枪立正，然后就从窗子爬进去偷他的衣服。例二，革命后，满人陆续将南京宫殿里的屋材拆毁去卖，直到拆成一片瓦砾。

辛亥革命是一场并不彻底的革命。它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并没有改变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最终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鲁迅在《阿Q正传》中也说得明白，“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第三部分，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宽恕是美德，鲁迅却认为复仇不足为奇。“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这句话说得很“鲁迅”。

鲁迅曾翻译被日本驱逐的爱罗先珂的剧本《桃色的云》，“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却被检察机关删节了。《桃色的云》是爱罗先珂以日文写作的三幕童话剧，剧中他用独特的“拟人法”，让小动物、花儿、人类、昆虫、“自然之母”一起叙说与交流。

第四部分，鲁迅谈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因此，他希望青年在宣传、鼓舞民众时，“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鲁迅认为，革命工作不但是要激发起民众的怒火，更要进行教育引导工作。民众空有怒火，却既没有勇气，也没有理性，这是很危险的，很可能反而导致自相残杀。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散兵游勇劫掠百姓的事情屡见不鲜。目光回到当代，西安“反日游行”，最终却演变成了打砸抢的恶性事件，更有无辜的日系车主被殴打至重度颅脑损伤。这事情过去了也才十几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综合看来，这四部分也是有一根主线贯穿着的。鲁迅认为，革命不是空喊口号，是需要青年人切实的工作，是需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是需要既有勇气也有理性的。